国家命名，它本质上还是19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承人，这个基本判断同样可以用于说明中国在帝制崩溃之后的制度安排。中国与越南的战争，看上去像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但实际上和以前中央王朝征服或惩戒其藩属国的战争具有相似性：战争的目的既不是为了领土，也不是为了利益，而仅仅是为了维护中央王朝的礼仪秩序（面子）。中越的边境战争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视为一场“后帝国”的战争，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彻底破产，同时又预示着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结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帝国式的中央集权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就成为迫切的理论需求。
中国改革开放是源于传统的帝国式治理体系的失败，改革初期，整个国家普遍进入到一种民族性反思状态，不仅批判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内在弊端，而且也深刻检讨传统思想资源的问题所在，掀起了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国家的先进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思潮，开启了一个民族性自我否定和自我重建的进程。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日趋显示出巨大的经济绩效，国力日益增强，以及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化，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在国人的精神层面成为主流，民族性自我否定和自我反思的进程被民族性的自我扩张和自我炫耀进程所取代。1981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代表着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随后迅速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1990年代中期之后，民族主义情绪在民间空前高涨，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2000年之后发出了“中国即将统治世界”的声音，民族主义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官方与民间之间的最大共识由此建立起来了。民族主义似乎重新塑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或一个“后帝国”的国家，按照安德森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定义来问：民族主义的大肆泛滥是否可以想象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了？
中国新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人物，如汪晖、赵汀阳、刘小枫等，之所以共同选择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在于他们比那些民间的民族主义者具有更深的理论直觉，他们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与欧洲民族主义的重大区别，是帝国与民族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而毋宁是继续保持一个强大的帝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刘小枫在评述科耶夫的《法国国是纲要》一文中，把科耶夫重建法国“帝国”的政治抱负与“毛泽东的文明视野和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思考的并非是“现代性的既成形态——民族国家形态，而是新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这个“帝国性联盟”表明：“民族性国家与‘帝国性功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换言之，‘帝国性功业’具有文明性质，民族性国家则并非如此”。刘小枫对科耶夫重建法国“帝国性功业”的构想大加赞赏，主要是为了说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构想”同样具有“帝国性功业”的性质，他由此认为，完全可以把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中的拉丁民族改成中华民族。【44】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与刘小枫如出一辙，实质是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帝国叙事，如他自己所说，“天下/帝国”理论，表达的“正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完美概念”，“天下/帝国”在正当性上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而中国的帝国历史成了“天下/帝国”理论的蓝本。【45】与刘小枫和赵汀阳相比，汪晖建构了一整套更系统和更全面的帝国叙事，他不仅试图在满清“帝国建设”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而且也试图证明两者在制度建设上的统一性，即同时证明帝国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汪晖对“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的批判，是认为民族国家叙事既不能充分揭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帝国形态的性质及其运行，也不能将其视为帝国终极之后的现代国家模式。汪晖从奈格瑞和哈特的《帝国》一书和其他“帝国研究”中获得的重大启示是：“一个是对所谓‘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则是从对民族—国家体制的不满或反思出发而重新展开的‘帝国研究’，它直接地表现在许多历史学者对各大前现代帝国历史的重新挖掘，以及对迄今为止仍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尺度为中心的叙述方式的超越。”【46】总之，用帝国叙事和“后民族—国家叙事”来反对或取代民族国家叙事，构成了汪晖的“现代中国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是从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汪晖并不认可以“天下”概念来取代“帝国”概念，尽管在他看来，“天下”概念同样是为了回应对民族国家的质疑而提出来的，但“这一概念代表了中国的‘独特性’毋宁是从民族—国家的基本知识出发而展开的一种有关中国的特殊主义叙述，说不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47】与此相比，“帝国”概念才是被汪晖认定为具有普遍主义性质，它不仅可以充分描述特定的王朝和政治实体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而且也可以作为现实的政治实体概念参与到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的理论重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汪晖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
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只有在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才能看得清楚：究竟是帝国的民族主义还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四、从普世主义走向民族主义
中国新左派的同志们集体走向民族主义之前，几乎都是一个“普世主义”者，或者信奉儒家普世主义，深信孔子的学说可以为人类万世立法；或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深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或者信奉西方启蒙主义开创的普世主义，深信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遵循的普世价值。因应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它承诺的革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国际主义的诸项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濒临破产，从而导致它所提倡的普世主义失去了基本的理论信用。而儒家普世主义，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沉重打击之后，因应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