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充满着各种后现代的学术辞藻，显示出普罗大众难以理解的理论深度。但是，他们的价值倾向和底层“粗鄙的”民族主义高度一致，那就是从“反帝”、“反西”到“反美”（包括反对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以重构的中国中心主义历史观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启蒙主义确立的人类普世价值。惟有在一个关键点上，他们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显著不同，那就是选择与“国家”站在一起，自愿成为国家主义的附庸。
五、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基于“民族”叙事的民族主义，在学术和道义上均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理由，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精神的张扬，民族情绪的发泄，均是民族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只有当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合流时，基于“国家”叙事的民族主义才会显示出其极端的、粗鄙的和破坏的性质。历史上的纳粹主义的正式名称是“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为“民族社会主义”（Nationlsocialism），在纳粹所开创的国家主义语境中，“国家”和“民族”成为同义语。
休·希顿-沃森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认为，在英语和其他现代语言的通常用法中，“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使用，国家可以不是由一个单一的民族组成，而由多个民族在一个共同体下组成。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寻求两大目标：一是民族独立，即建立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二是民族统一，即一国疆域内所有的民族团体融合成一个民族。欧洲历史上两个突出的主权国家——法国和英国，显示出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齐头并进的，民族在国家的疆域内形成。但这个情况并不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就此消失了：
“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一个民族则是一个某类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61】
盖尔纳在阐述国家和民族的区别是，引用了马克斯·韦伯对国家所下的著名定义：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机构；而民族则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他由此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规范性概念，并不一定是以国家先于它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民族主义问题不能以国家的概念或逻辑来加以解释。【62】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概括了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以及它所包含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对外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63】由此可以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对外的立场或态度，而国家和国家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对内的统治关系。不管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在理解上存在着多大分歧，但基本的共识是：国家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主要指向国家的主权、治理和统治，而民族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概念，主要指向基于共同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的社会共同体。
晚清知识人在西方的影响下刚刚具有一种民族意识时，他们大多数人也分不清民族和国家的区别，往往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虽然儒家没有民族的概念，但家国天下之“国家”概念早已有之，康有为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向天下昭示中国面临的国家危机、种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然而，在梁启超看来，“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历代历朝，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皆是朝名，“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64】所以，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国家意识的觉醒。针对康有为提出的“保教”论，梁启超也是不以为然，强调“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65】事实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先进分子已经认识到，在王朝政治的格局下，民族和国家独立都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实现五族共和，国家取代了朝廷成为新的权力机构，同时也成为高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在许多人看来，民族复兴取决于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孙中山与康有为代表着民国初期的两种对立的建国路线，前者的“三民主义”规划，主张从民族革命转向实现民权的政治革命，必须经历“军政”时期，而“军政”的实质是依靠国家暴力统一全国的军令和政令，然后再向“训政”和“宪政”过渡。后者鉴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状态，主张“救中国为最要之图，则国重而民轻，先于为国而后于为民矣，重于为国而轻于为民矣。”【66】两者在民国的政治转型时期实际上都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国民党统一全国并建立国民政府之后，它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能力极其衰弱，地方割据严重，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日趋向战争方向发展。在内政外交的紧要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支持国家主义的专制政策。美国学者格里德尔观察到193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思想现象，那就是一部分来自西方的著名学者，从自由主义立场转向支持专制主义。当时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和其他进步的无党派刊物上展开的“民主和专制”的讨论中，诸如蒋廷黻、丁文江、钱瑞升这样的“海归派”，都主张中国需要一个能产生最大才能、有效率和竞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按丁文江的说法，中国的现实选择不在于民主和专制，而在于老式专制和新式专制，他认为靠后者的领导才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党派或阶级的利益之上。蒋廷黻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一人专制”。【67】在格里德尔看来，中国现代学者轻易选择以国家主义最极端的形式——专制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选项，符合儒家政治传统：儒家的政治思维天然地就不具备有限政府的概念，“儒家与革命社会主义者具有共同的国家观，即把国家看作一个无所不包的信仰社会。”【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