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形势，终于迎来了再次复兴的机会，但基于康有为的“大同”方案能否再次为人类勾画出儒家的普世主义蓝图并被世界所承认，显然还是一个问题。比较而言，惟有西方启蒙主义近两百多年来所开创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获得了被世界所公认的普遍性形式，其中包含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价值观，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整个知识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从思想史的连续性来看，西方输入中国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以及知识学，在晚清时期已经被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样的儒者视为世界“公理”或“公例”，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被他们彻底抛弃，转而接受西方新的知识学分类方法。按梁启超的说法，不仅是史学需遵循“公理公例”，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群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法律学、平准学（经济学）均需按“公理公例”来设定，“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都必须“取诸学之公理公例”。梁启超认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48】他进而认为，中国社会变革亦必须遵循“进化之公理公例”，实际上是要求按照西方文明国家的普世性原则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建国方案。萧公权在他的书中也曾提到，康有为并非是一个全面拒绝接受西方思想的儒者，相反，康氏从1880年代开始欣赏西方科学的价值，25岁时已读了许多有关数理之书，不久又努力研究天文和西医，从西方近代科学中获得了许多启示，认识到英国的实证科学开启了现代的新纪元：“拨千年黑暗而致万星光明者，倍根创实验学派为之先驱。而自洛克、霍布士、弥儿以至于斯宾塞，凡英国之学派皆偏重物质，故能致此大效也。”【49】所以，萧公权并不认为康氏的理想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或有“大汉文化帝国主义”之嫌，而是认为康氏的理想不仅是要消灭国家和民族，而且儒教在新世界中亦无立足之地，“事实上，康氏不是主张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纯粹的世界主义。”【50】
在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如同康梁一样，也同样面临着普世主义的思想转换，即从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转向西方启蒙主义的普世主义，而儒家的普世主义在被马克思主义的重拳粉碎之后尚处在重新拼凑的阶段。后来成为中国新左派的思想领袖们，在当时的理论氛围中，几乎个个都是西方普世主义的信奉者，他们和所有自由主义学者一样，不仅从西方庞大的思想资源库中汲取各种思想和知识，参照西方学术标准重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基本认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所赖以构成的价值观。甘阳写于1985年的《古今中西之争》一文，阐释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中西之争而是古今之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51】他严厉批评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怪物”，“实际上远远不是中国近代史某一阶段独有的思潮，而是中国现代化整个历程中不断会遭遇到的一大障碍，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摆脱的一个鬼影。”【52】作者借鉴日本明治时期的转型经验，认为日本在开国初期也曾经有过“东方的道德、西方的技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识”这类模式，但日本人最终认识到，要“实现近代化”就不可能用这类模式应对，因为文明是一个整体，输入科学技术文明必然意味着必须同时输入西方的哲学以及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甘阳从中日近代转型的不同路径及其迥然不同的结局中得出一个基本认识：“西方文化”从本质上看，就是“现代文化形态”，欧洲和英美国家的文化区别仅仅是“现代文化形态”之内的区别。“因此，问题的实质就根本不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53】
甘阳把“中西之争”上升到“古今之争”的层面上予以认识，正是费正清的“传统—现代”认识模式在中国理论界的反映，实际上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传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从思想观念上突破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全面学习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普遍性历史经验及其理论总结。但是，如前文所述，理论界的这个共识并未持续多久，到了1990年代，以批判启蒙主义和现代化模式为己任的中国新左派，率先从启蒙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与启蒙的普世主义决裂，重新选择与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结盟，共同站在了国家主义旗帜下。这个重大的理论转型之后，甘阳也就不再扮演一个传统批判者的角色，他在2005年提出了“通三统”的理论主张，将“儒统”（儒家传统）、“毛统”（毛泽东传统）和“邓统”（邓小平传统）统一打包成一个理论系统，同时也不再把“西方文化”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强调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也就是检讨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认为“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充分表现在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帝国并没有在现代转型中解体为许多民族国家。正是从所谓“通三统”的逻辑出发，甘阳从传统的批判者转身变为传统的辩护者：
“我们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时代与毛时代的关系，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同样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