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世界大战爆发，“立刻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国际主义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在1918年的战后和会上，‘民族原则’又再度大获全胜。”【8】列宁显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意识到必须及时调整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他发表于该年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提出了远比罗莎·卢森堡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认为独立的民族国家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民族自决权”的实质，“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9】不仅如此，列宁还进一步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是承认民族的“分离权”，他为此规定了俄国无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双重任务：
“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10】
列宁的上述言论是试图在坚持国际主义的前提下将日趋流行的民族主义话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这是国际形势发展迫使他作出的话语策略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第二国际”的解体，欧洲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路线宣告破产。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在与列宁发生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争论时，还沉醉在国际主义的神话中，当她目睹战争爆发后欧洲参战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纷纷选择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时，她体验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这是第一次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同各国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间出现鸿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互相残杀和互相灭绝。以前我们一直确信，各民族的利益同无产者的阶级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是同一的，互相不可能发生对立。这曾经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鼓动的灵魂。……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11】如果以卢森堡的观点来看列宁的“民族自决”论，后者似乎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所确立的国际主义路线，不仅赞成反对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且赞成所有弱小民族均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力和建国的权力。但是，实际上列宁并没有从国际主义路线上后退半步，他所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前提是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治统治。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看法又有了重大变化，此时他不再认为“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分离权”，也不再认为苏维埃统治下的各民族具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他强调的是“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不能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的承认民族平等”，认为“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阶级、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12】共产国际规划的新的国际主义路线，是动员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投身于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统一战线。苏维埃主义成了国际主义的代名词，而民族主义再度成为“民族机会主义”的同义语。【13】
苏维埃十月革命的胜利，究竟是国际主义的胜利还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其实这是国家主义的胜利！列宁和斯大林所研究的“民族问题”从来都不是为了俄罗斯各民族的自决或独立，而是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浪潮来尽快夺取国家政权并垄断一切权力。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19世纪的“民族原则”大获全胜，自中欧到东欧，多民族大帝国陆续崩溃倒台，“除了俄国之外，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进行重建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这块拼图几乎全都是由民族国家拼凑而成，而且这些国家全都拥有某种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民主。”【14】但是，惟独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既不容许民族自决，也不容许民族自治，他们主张的国际主义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动员国际上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力量来为苏维埃政权的长期存在服务。列宁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历史，已经使它们具备了一切条件来采取‘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15】因此，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16】是一个重大误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国家，民族主义的各种喧嚣绝不会是民族自决或民族独立的先声，它们最后必定会被融入到国家主义主导的大合唱之中。
二、儒家视野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现象，它一方面因应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又是因应于旧的王朝制度的覆灭。到了1922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王朝先后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以民族国家为模式的建国运动。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欧洲现代社会的起源，绝非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工业主义各自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制度丛结”的过程，尤其是一个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的过程。【17】或者如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所理解得那样，民族国家是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进化所达到的最高政治组织形式。【18】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以来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建国运动做了精辟的概括：
“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可说是19世纪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尤其是在‘民族原则’以极戏剧化的方式重划欧洲地图的时期，亦即1830年到1880年，在这五十年间，就算他们百般不愿，也不得不去面对由民族原则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先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搅乱了欧洲列强苦心维系的均势局面；紧接着，奥匈帝国也基于民族原则宣告分裂（在签定1867年的妥协方案之后）；随后是西欧的比利时与东南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后分裂成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纷纷要求基于民族原则建立主权国家；同时，波兰境内也发生两次暴动，要求依民族原则重新划分领土，以便建立民族国家。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