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中共两会吹捧习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表述在政治局会议上消失，是个非常重大的信号，说明此前分析的习正慢慢退出中共权力核心是合理的，而习在军中的众多亲信落马，常委中的几个亲信频传出事，也是旁证。

对于中共歪曲历史真相，韩国政府和各大媒体纷纷予以谴责批驳。韩国外交通商部26日驳斥说：“由北韩南侵而促发韩战是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强调表示“当时联合国也曾表示过，朝鲜的挑衅行为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挑战”。 中共之所以把朝鲜战争称为内战，是想把战争的责任推给美国，把朝鲜和中共描述成受害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苏两国解密档案曝光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野心勃勃的北朝鲜首脑金日成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首先挑衅发动了朝鲜战争（韩战）。

近年来孙中山颇受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诟病，其联俄容共政策争议极大，有人把1949年中共建政归咎于孙，甚至有人认为他晚年在思想上已经赤化。值此孙中山百年祭辰之际，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撰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拒绝赤化——孙中山思想辨析与政策评判》。本短文概述了论文...

刘氏这般献媚苏方，有无以备苏方起意换马之时将他扶正之意？毛氏可能会做如此揣测！ 另外一位返派卧底高岗就走得更远：他对斯大林说，东北愿意加盟苏联。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国务院，都没有讨论过刘氏的“唯苏是从”、高氏的“纳满入苏”。斯大林至少口头上否定了刘氏、高氏上述提议。 中共领袖，例如上举刘氏、高氏、毛氏、周氏，并非卖国者，而是“爱国者”，不过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他们爱的是一个后来胎死腹中的多民族国家——“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这篇登在2005年8月5日《解放军报》上《亲历抗战：我在抗大附中的“小八路”生活》的老八路回忆录，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但冀先民本人没打过一个日本人，而且他也没有看过或听过别的八路军打过日本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八路军打日本”的神话，终于在党喉舌的自吹自擂中，不知不觉地破产了。 毛泽东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如今神差鬼使地报应到他那个伟光正的党和伟大的军队身上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电影《琼斯先生》揭露了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是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帮凶。（网络图片）有一部电影叫《琼斯先生》，讲述一位英国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到苏联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乌克兰乡村，发现了大饥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见了一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站的记者杜兰特，杜兰特获得了苏联政府的...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知，吴宓不但冒险“偷”回自己这些被抄走的书物，而且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那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

1929年11月6日，闽西特委报告：“一般过去斗争失败的同志脑子里多充满了杀人观念，他们杀人太随便了，以为反动派可以杀得尽的。”赣西南，据1930年6月《红旗》，“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的，赣西南有廿余县的乡村，农民协会即变成了临时政权机关。”

前几天，霍太太收拾书房里的文件柜，在乱得像碎纸机一般柜子里居然找出来霍先生的初中毕业证书。上面写着：学生霍XX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北京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落款的时间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扉页上赫然印着当年人人耳熟能详的谆谆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

文强自称自己一路走来被下了4个套。据大陆媒体报导，文强在他的忏悔书中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是被下了几个套：老板下了套，我糊涂钻；部下下了套，我勇敢钻；女人下了套，我乐意钻；朋友下了套，我仗义钻……”，最后钻到了死刑场。 2012年薄熙来事件后，网络广传文强死前所说的令人震惊的11句话。其中有一句说道：“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利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

峨边县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血泪斑斑。（网络图片）接上文：莫须有！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毁一生附李久第对峨边县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血腥的控诉书：大堡小劳教的历史由大堡小劳教自己书写，这部始于一九五九年，由大堡作业区近三千少年儿童充当主要演员的连续剧最终以悲剧谢幕，他们幼小的生命长眠在峨边...

谁都知道，苏修的“克格勃”遍及世界各国，他们伪装成外交官、商人、海员、学者、记者、游客等等，到处大搞间谍活动，虽说狡猾多端，还是经常失风、被捕、被逐。现在又飞到太空去搞间谍勾当，来个天上、地上，双管齐下，端的是安全可靠！ 通过苏修御用舆论工具这一喋喋不休的说教，能否堵住苏联人民之口，是十分可疑的。不过，这却道出了苏修大搞所谓太空研究的一点“秘密”，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揭露，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抗战胜利后，中共频频使用黑色宣传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比如由陈伯达撰写的党宣材料《四大家族》，极度夸大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产额度。然后，通过报纸、广播、教科书、宣传手册、电影、戏剧、海报、道路两旁的墙壁上的标语，几乎是无孔不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狂轰滥炸。通过这样的运作，中共如愿达到了抹黑效果：在大陆人的思维定式中，一提到“国民党四大家族”，几乎就是“贪赃枉法”的代名词，已经形成下意识的反应。 当然，中共给中国人的洗脑训练绝非仅此一项。

本文作者韩丁（William Hinton）六四时身在北京，有许多亲身的见闻。六四之后，他同中共决裂了。他这篇关于六四的报告，本来是1989年7月13日在美国纽约市大学的演讲词，后来略加修订，编入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转》（The Grea...

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中南海上访，为被警察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图片来源：明慧网）1999年4月25日，几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上访，和平请愿希望朱镕基总理解决天津警察非法抓捕天津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当天，正好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庆日，真是世上巧事多，万事皆有因缘...

在莫斯科，他遇见了一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站的记者杜兰特，杜兰特获得了苏联政府的优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给美国发去的报导是：“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凭这些谎言，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说他的报导“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而发现了真相的琼斯先生，却过得非常窘迫，三十出头就在一次采访中被枪杀。在影片最后的字幕提示，那颁给杜兰特的沾血奖项，至今也没有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