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有一个特别节奏，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天天都得拿出时间来学习毛语录，工人在车间里学，农民在地头上学，战士更不用说了，雷锋在被窝里学。一整天的时间给你安排得满满的，绝对不让你有空余的时间思想其它的问题。毛的新语录一出，单位组织上街游行，欢呼四个伟大，敲锣打鼓都是二逼的节奏。

1966年8月，红卫兵造反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最早造反在学校，不少红卫兵用最野蛮的方式殴打老师、校领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现名：北京北师大实验中学，改为男女合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这是一个恶性事件。这位解放前参...

胡思杜，胡适的次子。在他短暂而平庸的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写了一篇痛批父亲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然而，这篇罔顾人伦的文章只不过使他热络一时，并没有给他戴上诸如大义灭亲之类的红色光环，他身上所背负的原罪是洗刷不清的，并最终将他压垮。常...

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20多万戒严部队进行血腥镇压，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用坦克车辗压民众。（六四档案） 源起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出于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和对体制内改良的期望，北京大...

中共一直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把延安整风当作中共的〝伟光正〞历史放到教科书里吹嘘。而实际上，延安整风这段历史是中共的禁区，历史档案是机密，因为里面藏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丑恶。从延安整风走过来的人都有同感：延安整风是文革预演，文革是一场大的延安整风，可见延安整风运动遗祸无穷。

想找出一段能够还原历史真相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已经很不容易。笔者在此试用自身了解到的相关史实简明叙述一下“中国共产党党史”，希望能让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害人狂魔”现出原形。

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毛泽东如何对待知识份子？陈力从中共“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功臣沦为右派，再升级为反革命，由中共的敬仰和追随者变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泽东奸恶，追求民主的知识份子群体的一员！

1948年我曾经跟我哥哥去收过租，谷子一打了当场就分，假如是10挑的话，我们就得4挑。佃户要把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时家家都备有凉水和甜酒，佃户挑一挑来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谷子之前要做几大坛甜酒。记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户家吃的饭，当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相当融洽和谐的。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张洁清、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丽莎）、潘汉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及饶漱石前妻陆璀等人。与严慰冰的牵连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狱不同，这几位都是受到丈夫牵连，出于审查和“保密”需求。

就是这样一个敢于与蒋介石对抗的人物，在中共执掌政权后的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反右”运动中，却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批判自己。刘文典不仅向自己先前的旧识、学生、同仁低头，而且向整个社会低头，并承认了那些“与女艺人周旋”及“一肚子黄色东西”等莫须有罪状。

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最让读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1952年，在新疆举行欢迎入疆湘女的大会上，王震说，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话没讲完，台下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两三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当场就哭了。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乡时，总会唱起当地的一首民谣——“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泪流满面。

文革时期留下的冤情比比皆是，罪行罄竹难书，因为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冤狱。到1970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的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也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家人不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两个主要敌人在一九三一年前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向中国捅刀。中国人民记住了日本捅的一刀，却没有几个人记住苏俄捅的那刀;中国大陆有的官方书籍现在还在称赞中华苏维埃国是“新中国”的摇篮。拿原则做交易，出尔反尔，引狼入室，在国难时趁火打劫,中共至今视这些厚黑手段为理所当然。老子苏共，儿子共产国际，中共等小共产党是孙子。当然，中共和苏共一直在互相利用。中共听爷爷的指示，在国难时分裂中国，成立傀儡政府，给苏联当刀子使，这是义务;孙子党的人也有好处，可以利用机会称王，做儿皇帝，各级人员分官加爵，于是乐而为之。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惨剧后，苏联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他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援助，而且还要把欠他的债还清”。这就是毛告诉中国人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