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随处可见的残酷批斗会。（网络图片）
从右派到反革命
1962年3月，由重庆监狱和成都监狱汇集的一百名“劳改”人员，在调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寄宿雅安监狱一晚，由于押解人克扣了全体人员整整一顿的囚粮，而引发震惊四川全省的狱中犯人抢馒头事件，打破了在押犯人在高压下忍饥挨饿不敢伸张的秩序，为这一支发配梁山的五百人队伍，注入了初期反抗精神。
那一晚上，在监狱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奋臂高呼：“我们这一点吊命粮，都要被押送的老管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该归我们的囚粮抢回来！……”事件过后，我对他便由素不相识，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调到甘洛以后，他被押送去斯足中队，我则被押送到西西卡中队，开始了我们的炼狱历程。残酷的炼狱，我们原先由成渝两地集中的五百人，调到盐源农牧场时，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1964年10月在经历了不到一年的生死磨练后，我们终于分别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程，在二道沟的粮仓反省室里相逢了。此时，我们终于在激烈的斗争中变成了成熟的与中共搏斗的战士了，我们的理想是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
在小监里，我们两人打破了小监的规矩，彼此传递信息，并隔着墙，在两间反省室里交谈了彼此的身世。我才知道，他叫陈力，在甘洛已久仰大名，现在有机会对他的身世，更全面地了解了。1951年刚刚从初中毕业，年仅16岁的他，就在中共“抗美援朝”的运动中，戴着“保家卫国”的大红花，从学校参加了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没经过认真的思索，在中共狂噪鼓动之下，只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便跨过鸭绿江。
夜以继日的穿插战，急行军徒步到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附近，参加了血战上甘岭的战斗。当时年幼无知的他，在阵地上冒着地毯式的轰炸，在地道里进行慷慨激昂的宣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战争和炸弹不可能讲清楚的。如此惨烈的战斗，七天七夜下来，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后两个人，幸存的他当上了代理排长，成了人们称为的“最可爱的人”。在他身负八处重伤时仍抱着机枪，向冲上来的美国士兵扫射，直到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经过抢救清醒过来时，他睡在离阵地只有两百米的担架上。这时炸弹和炮弹已夷平了他所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后续部队赶上，他早已永远葬身在异国他乡了。
他因此获得了三等功臣的“殊荣”，并在前线的医院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重伤，他被撤离到后方医院，不久，韩战结束，他被复员。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了身在异国不是也成了人们所憎恨的“侵略者”了么？潜意识里一种模糊的后悔，开始爬进了他的脑海。这也许是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灵感在启发他。
复员回到重庆以后，被安排在位于华龙桥的重庆弹簧钢板厂作了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工厂生活了两年以后，因为职务的便利，1955年他最先在“内部参考”上读到了铁托的“普拉讲话”，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农业劳动组合的文章，接触到与苏联不同的工厂自治管理上的文章，对自己所在工厂中，那种党委会包揽大权的霸道作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他回忆当时两名工人因为家庭负担太重，不得不抽出下班时间为邻人修补锅盆，换些零用钱以补不足。结果被党委书记抓住，作为典型，开除了不算，还要加以大会小会的批判。说他是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己谋私利，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而这个书记却可以平时不劳动，靠公款三天两头出外“旅游”。
工人的消极情绪到处都在滋长。工厂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随处可见。成吨的钢条因没有很好的防雨，在天井里锈烂，设备因为没有人及时保养很快成了废铁。他同党委书记之间的成见在加深，这种成见很快成了书记向他挟私报服的动力。所以，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便成了他的早期启蒙教材，使他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发展到后来，促成了他与这种制度的对立。
1957年，就在大鸣大放的春风吹拂下，他在有上千工人参加的鸣放大会上，“猖狂”地斥责了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他列举了党委霸道行事的种种劣迹，并且提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出委员会的成员，独立行使工厂的管理办法。那一次除了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采，也赢得了一顶跟随他终生的右派帽子。削掉了他的“官帽”，开除了他的党藉。他的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热情化为冰炭！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到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他认识到了中共是一个不明是非，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紧接着他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一课。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体人民的饥饿苦果。这些切身的生活经历，让他从对中共的革命憧憬中清醒过来。当美丽的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所见到的除了百姓的被奴役和饥寒，便是中共政权的骄横拔扈。人们到了连饥饿都不敢直言的程度。于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从中共的敬仰和追随者变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泽东奸恶，追求民主的知识份子群体的一员！
1959年，因为继续反对工厂党委，他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他的反革命“罪行”日益升级。有一天，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划了“打倒共产党”五个字。如临大敌的监狱管教们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通通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鉴定，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确认这一“反动标语”系他的亲笔。
提审时，他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他说他会公开的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勾当。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辩驳，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头上，并以此作为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铁证，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份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两个反改造份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以后大约半年，他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1962年一起被当时的监狱长编入了发配凉山甘洛农场的“流放大军”之中。在途径雅安监狱的那个晚上所爆发的抢馒头案件中，他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一开始便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我们俩人因为公开向当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被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而被列为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当我们先后两批，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他却留在二道沟地区。这一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他却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粮库所在地。直到九月，我们便在戒备森严的监视下，合并一处。从此以后，我们两人便成为农场中人人皆知的反改造尖子，并戴上了一顶新的时髦帽子：“国际修主义的急先锋”，开始关在粮库的特种禁闭室，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在那里共同合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动监狱管理者们的抗暴斗争……。直到1965年10月当局才将我们重新放回到大监之中。
1966年5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飚初起时，在农六队犯人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我们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们，公开地为文革定下了“宫庭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的中共下层官吏中视若禁区，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犹如睛天劈雷，起着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一定对这个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巨大的催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的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耗子们，在隔断我们俩反省室的那足有40厘米厚的泥墙上钻穿的洞。当时我们俩便依靠着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消息，互相启发。而今想来，这些文章因为记载了监狱的暴行，以及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内幕，抨击了专制主义而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们原件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它们的内容了。当时，我深深地为他犀利的笔锋所折服。在他当年的手稿中，有对中共欺骗百性的尖刻讽刺和抨击，有对苦难华夏子民的无限悲悯和同情，有对狱吏虚假残忍和种种卑鄙劣行的刻画，有对反抗者的歌颂。
记得当年我们在报纸上读到邓拓《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诸如讽刺高产卫星的《一个鸡蛋的家当》、讥讽顽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实面前还要掩饰真象的《皇帝的新衣》、劝诫因主观武断而钻牛角尖的“领袖”们认错回头的《放下即实地》。这些文章中不无温和的规劝。而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他在监狱中所留下的五十万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射向专制主义者的一粒枪弹，每一篇幅文章都是直刺专制独夫的利剑！有一篇是描写人民公社化时期，一个农家五口人饿死，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大娘。她为年仅十六岁，埋在荒山中的儿子痛哭时所唱的吊亡诗，情节凄惋，当时我读后，曾流泪不止！即使关汉卿所撰的“窦娥冤”也不能及。这也许因为凄惨的生活给了陈力一种用不尽的创作源泉！
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是比周厉王还要周厉王的周厉王，是比杨广还昏聩的暴君！是一个连自己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抢到手，再拿到国际政治赌场上“豪赌”的赌徒。是一个撞进知识殿堂里强虏豪夺祖国文化遗产的巨盗，是一个连加法都不会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骂，尽情鞭鞑！他用一个被置于死地而欲求生的中国人愤怒的控诉，来为数百万不明不白死于运动中的冤魂发出一声声声讨！淋漓尽致，痛快之极，这就是陈力的文风。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不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长叹，还表达了他追求真理反被残害的呐喊！抒发了他对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未来的忧患！可惜，所有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稿，恐怕全都被当局烧毁了！当时，谁也不敢保留这些东西，即使以个人档案的名义，也不允许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