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被捕后，作为和他交往最长、关系最深、接触最多的人，周恩来对此案非常关切。原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

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像晚明时所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文革后期，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老百姓演绎出许多故事，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穷途末路。

66年7月8日毛在江青的信中已经暗示他认为林彪是在利用他，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要忽略，这信他给周恩来看，看后销毁了，但周留了一个抄件。毛为什么这么做呢？那时他还想不到林彪最后会和他拼个鱼死网破。他这是提醒周，林这个接班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甚至是要让周明白他从未决定把身后大权交给谁。以周的聪明，他当然知道毛这是在警告他，谁也别想觊觎他的权力。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是很快“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已经传来。未等动刑，向忠发就全招供了，还供出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杨秀贞和陈琮英随即被逮捕。据说，她俩均遭受刑讯但没肯招认，后来还是向忠发露面要她从实招供。周恩来后来得知了这一消息，说这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周比毛小，但却死在毛前。朱德虽然比毛大，但身体一直很好，没什么大病重病，也死在毛前。当时就有人怀疑周和朱都是毛害死的。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朱德当晚发病住院，医院却无法从中央保健局调来病历－－两天前病历被人调走了。又，当日的那位临床医生，后来突然死亡。

从这件事上看，毛可真是个义重如山的大慈悲人。其实不然。和毛有亲密关系的人多了，该整一样整。在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里，绝不存在友谊、温情这种东西。关键看你对维护独裁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

网络疯传一则微博：上世纪七十前代前期安徽省从知识青年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录取的七十多名女知青在进行体检时，居然没一个是处女，且处女膜都不是陈旧性撕裂伤。七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今天，未婚失贞的女子四面楚歌生不如死。年轻恋人婚前性行为视同“反革命”和“坏分子”罪，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坐牢枪决。

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文章。江青那时叫蓝苹，在协会下边的“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做了回答。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总理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陶铸不仅人有主见，还是个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可是陶铸却对周恩来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本来，无论谁听了这话都会赶紧说“万万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来虽不赞同陶铸，却偏偏借此机会从中挑拨，把陶铸的建议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脚大骂“你们见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为什么要采用绞刑呢？要知道当时中国杀人主要采取杀头或者枪决的方式。原来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对此，张作霖还专门从美国订购了一个绞刑架。

可怜为中共奉献了大半辈子、挽救了众多中共高官性命的傅连暲，却最终连自己的性命也无法保住。1968年3月14日，他被关入秦城监狱，随即遭到了无休止的审讯逼供。体弱多病的他在被摧残的同时，却只能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最终，他在3月29日含恨离世。

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的后悔的确是晚矣！

林豆豆是九一三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既是该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也是林彪一家唯一的幸存者。林豆豆的个人回忆和申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何判定林豆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官方在林彪事件后发布的57号文件的宣传口径，林豆豆在紧要关头揭...

如果说这么些年，通过真相的被还原，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么对于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的真面目，则仍受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实际上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

根据2000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与越南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两国明确界定白龙尾岛（Bach-long Vi Island），也就是中国以前所称的夜莺岛属于越南领土。北部湾上的这颗明珠已经永远从中国手中失去了。

潘汉年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并在顾顺章叛变后，和陈云、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之一、上海滩上的神秘“小开”。到达江西苏区后，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参与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由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周恩来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周恩来的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斗争，越是和他有明显渊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关照。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铁面无私，甚至还要格外严苛。

阎红彦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阎红彦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在阎红彦去世一个星期后，1967年元月14...

当时周总理特地把外交部英文水平最高的冀朝铸调来，作为尼克松首次抵京访华的翻译。在首都机场，周总理对冀朝铸说：“小冀靠我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在中方发表的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块空白。冀朝铸说，他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

1972年，来中国避难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希望去白马寺参观，为了不让其看到白马寺破损的样子，掩盖文革的野蛮和罪恶，时任中共总理的周恩来下令将北京故宫的贝叶经、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北京故宫慈宁宫康寿宫里的佛像罗汉等诸多文物运到了白马寺，并允许这些文物永久保存在白马寺。这也就是为何现今的白马寺多明清文物的原因。

曾经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毛、周，为何在相信了马列主义、相信了共产党后，变得如此没有人性？不懂知恩图报？原因就在于中共一贯强调党性永远高于人性，无论你内心有着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为了所谓的“崇高的目标”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即便要泯灭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