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

左图：周作人与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右图：周作人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作品，译文显示出他中文和日文的造诣都很高，“只可惜，人品与学品不在一个档次上。” 说到鲁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中国人所熟知的阿Q精神就出自于他的作品。不过，很多中国人并不知晓的是，...

鲁迅有多少建设性的东西？鲁迅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偏激阴暗，不是要国人自省，学会“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断国人脊梁，要国人自卑，软弱的作用。 所以鲁迅，散文是一流的，杂文是二流的，译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

把胡适和鲁迅放在一起，是为了搞明白称为科学为赛先生的问题，及马列主义是如何祸害中国人的。从年龄上来说，鲁迅要放到胡适的前面说。鲁迅1881年生，今年131岁，而胡适1891年生，今年121岁。众所周知，这两人都是被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新文学的新风吹红的，跟陈...

当年所谓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关税也不过5%，我们觉得是奇耻大辱。现在说国人站起来了，关税最高达50%，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有的甚至想续签《南京条约》。清醒的人也只能弱弱的喊一句“你权贵可以离岸，我百姓不能入关！”

1 国人第一次知道杨荫榆的名字，几乎都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 杨荫榆是苏州人，钱钟书夫人...

1950年10月4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左起彭真、张闻天、高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陈云、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看上去，二十多年后，除了内阁总理大臣周首辅，以及两位很幸运提前辞世的，剩下的都被领袖干掉了。

我们对民国并不陌生，谈到世况、文化，扳着手指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民国也是个美食绚烂的时代：八大菜系最终定型、区域之间的美食交流更加频繁、菜品普遍大众化。要说民国美食，则大多与那些鼎鼎大名的民国名流有关。他们好吃、能吃、爱琢磨吃，无论是政坛要人还是文人墨客...

【进口精密仪器】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

在刚刚结束的共和党大会上，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牧师马克·伯恩斯带领全场党员、群众为特朗普祷告祈福。他的祷词铿锵有力，震慑邪佞，荡涤灵魂，祷出水平，祷出风格，祷出了决不妥协的基督徒精神！我要祷告并祝福（特朗普），为何，因为我们要推选唐纳德.特朗普，他笃信耶稣基督之名，共和党员啊，吾辈应精诚团结，因为我们的敌人并非共和党员，而是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让我们一同祈祷，天父，上帝，耶稣之名……

仅仅三年之后，桑田就又变回了沧海。1969年7月28日，一场12级台风突袭汕头，汕头部队却提出了“人在大堤在”的口号，命令全体官兵和全体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去与大堤共存亡。他们高呼“千准备万准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第一准备！”“天灾当前，是我们斗私批修的好课堂！”那次台风，有553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光荣牺牲”，其中官兵470名、大学生83名。伟大神奇的土地上又涌现出553名可歌可泣的英雄。一场飓风，大海夺回了原本就属于它的领地，夺回的速度比数万狂热的军民建设的速度快了几千倍。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60周年。这一年，人们都在回忆和研究反右运动的经历和教训，但却很少有人谈及如中国近代史学家宋永毅所说的“另类反右”。“反右”是毛泽东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残杀，“另类反右”则是知识精英的自相残杀。宋永毅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电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编著者。我们分四次来听宋永毅讲“另类反右”的故事，今天是第三讲，讲的是许广平怎样开了揭发诬陷亲友的先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谈到了，鲁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连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成龙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右）成龙父子 按：惊闻成龙等三十八位演艺界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案组提交"建议立法惩治"中国人的败类""的反人权议案，冷汗淋漓，不觉浮想联翩，遂信笔由缰，着文如下曰： 十几年前，某省某重点大学引进了一位学有所...

从1912年到1936年，鲁迅月收入很高，但几乎没有缴纳过个税 学者陈明远曾给鲁迅的收入状况，算过这样一笔帐：鲁迅前期（1912-1926）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务员，1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28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2万元人民币...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称为两袖清风、持心公正。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1948年底，吴晗以共军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梅贻琦留下来，他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飞机到了南京。他的一位友人曾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对鲁迅评价最高的人就是中共的党魁毛泽东。而中国著名的作家苏雪林却是这样评价鲁迅的。她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并说：“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就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张铁生的语文是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六十多年前，一位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编辑李离给友人看过这封信，后转请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态，但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践踏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自己变成一条乱咬胡捧的小丑，也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个案，对解析中国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恐惧和献媚心理不无裨益。郭沫若对他自己本人的评价是：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