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再谈他们与政治的关系。单就许良英先生来说，他其实从来就不是个学者，即，他既不是个 Academic，也不是个Scientist，而是意识形态工作者——Ideologist、ideologue，他大约就是因为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从事宣传出身，所以一生也没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意识形态工作。他从来都是在学界搞政治。他的工作也从来不是学术性的工作，而是意识形态性的工作。
对于ideologue，即意识形态分子，谷歌字典的定义是：an adherent of an ideology, especially one who is uncompromising and dogmatic。这个单词指的是那类坚定地追随意识形态的人，特别是那种毫不妥协和坚持教条的人。凡是认识许先生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个说法真的是十分传神地反映出许先生。
对此，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这样说。四九年到五六年他从事的是「党工」工作，这是不可否认的。其中五二年到五五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的工作是出版审查，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他签字出版。一个典型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新闻部的工作。这期间他具体封杀了那些著述，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谈过。正是这段期间，陈寅恪曾经几次提到他的著作的出版遭到科学院的封杀，许先生与此有无关系，这是一个疑案。作为科学史研究，这是非常值得弄清楚的问题。
对此我还不得不遗憾的说，奥威尔一九四九发表了《一九八四》。可许先生那一圈子的人一九四九年后自己亲手参与在中国创立了「真理部」，而且这一圈子人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行文习惯上几乎终生没有脱离「真理部」的特点。
五六年以及他被打成右派之后，他的所谓研究和翻译也根本是为了批判地抵制资产阶级哲学和哲学家。而他自己批判资产阶级科学家的自然辩证法的具体文章毫无疑问不是学问，是意识形态，宣传。
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学术，也不是理论，而是一种由中宣部领导的，为党服务的意识形态！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八十年代后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打棍子，但是贴标签式的方法依然是党工式的方法和宣传工作。他从事的还是政治。这一点也包括他在宣扬民主的时候，从事的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工作。
这里还要特别说的是，七十年代后他的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及所谓爱因斯坦研究，一个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这两种书都不是学术工作。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思想性介绍，后者是技术为政治服务的介绍。其编篡方式和方法从没有超出五十年代以来他们编译的各类供批判参考读物的方法和范围。
由于这种文集编篡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即便是后来在编写那本二十世纪科技史的时候，加上了一些他们自认为为党的改革服务，为所谓「民主」服务的倾向，可还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思想参考读物，而非为研究用的著述，更不是研究专著。
观念论，意识形态用的参考读物和学术读物有着根本的区别。意识形态者的这种编篡可以随意地节选删节、组合，甚至加上大批判的注释。基于这种思想观念的参考作用，意识形态的参考作用，对于爱因斯坦，尽管他的母语是德语，很多作品原始是德语，翻成英语的爱因斯坦著述已经不是爱因斯坦的思维，而是一种解释，可编译者们根本没有感到如果是学术作品就必须尽可能地从德语翻译的必要。
我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就深感到如果我懂得法语就好了，就是因为在西方很多供研究用的文集中，原作者用的什么语言，在文集中就是什么语言。在论文的引述中也是如此，根本不能翻译。只有非学术用的书籍才能翻译，在德国，常有删节编篡书籍的工作，但这都不是学术工作，大都是一些通俗书的作者所为。而对那些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们，他们也不是为了研究爱因斯坦，而是为了参考思想，为了中国人的「观念」问题。所以说《爱因斯坦文集》也不是学术文集，而是思想观念参考读物，是意识形态参考读物，这么说是不为过的。
对此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许良英先生二零零五年十月写的回忆胡耀邦与《爱因斯坦文集》的关系的文章，题目是《怀念知识分子知心者胡耀邦》。这篇回忆真的是一个典型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首领的关系的写照，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者与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的根本区别的写照。
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不会对于政党领袖，更不要说一位极权主义独裁党的首领，甚至可说是黑帮党的首领有那样的心态的，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章。
所以一个毕生以宣扬政治观念为职业的人，到八九年忽然以学者的身份为自己不介入历史性的社会运动解释，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
2.5这里，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对比。我的妻子还学文的老师洪谦先生，那是一个地道的学者型的人，毕生不问政治，他在八九年的时候给学文的信非常明确，对年轻学生的支持态度也非常明确。以后我们会公布这些信。
上面说的是，许良英先生给方励之八九前后的解释是不令人信服的。至于方励之先生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当然和许良英先生不一样。他的确有自己的学术工作。但是他对于政治却不仅是热衷的，而且是非常积极的。很多时候他对政治的参与介入早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的范畴。这里面包括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共产党的认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识，第二是他个人的性格。
在第一点，方先生一九八九年前基本上还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框架中，在这方面由于他自己专业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他的确在七十年代末期后比许良英走的远一些，但是究其根本没有彻底走出意识形态的框架。这就是他五十年代中期早早地加入共产党，五六年自投罗网，八十年代中期几乎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且还号召学生们加入那个早已经罪恶累累的政党。
这里又有一个对比的例子，北大外哲所的李德齐，他四九年前的地下党，五六年右派，平反右派后，他和许良英、方励之不同，拒绝从新回到党内。而他在八九年学运期间积极投入，写了很多大字报（八九年《争鸣》杂志曾经报导过）。我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个对比，一是正因为方励之先生感到自己还是党内的人，所以才有那个「勇气、胆量」在八十年代做那些事情。二，这又是一个左证，不问政治的学者们在历史关头的责任感。
历史现象真的很奇怪，不问政的那个时候积极问政了，积极的却袖手旁观。
对于方励之先生在八十年代，我在给X君的信中说到，「方励之先生的启蒙，本应该做的更深刻，更好。可他并没有达到。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曾经入过党反省过。可波普和弗格林年轻的时候，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立即就醒悟了，终生站在对立面。」
方励之先生有才华和聪明，可他真的不是大「家」。他没有波普、弗格林那样的智慧，没有凯斯勒、纪德、奥威尔、米沃什那样的敏感和反叛。在他的所谓启蒙中始终还是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对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做出过彻底的反省！这问题是不能够轻描淡写的。
第二是方励之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十分爱好政治的人，在本可以远离政治的时候，不必问政治的时候，他选择的都是积极地过问政治，五四年，五六年，八十年代初期，乃至八九年初他的举动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最后以「学者」来解释他在八九年逃离历史性的政治运动，以及九零年离开中国的后二十年基本上不问政，是解释不通的。
对八九年他远离政治的解释，如果不说他是谋大事，或者贬义地说出大风头而惜身，至少可以说，他没有足够的责任感，足够的胆略和担当，而在历史性的关头选择了逃避。我觉得在这里用「逃生」这个中文成语是非常传神的。
2.6在历史性的关头，他们选择了「逃生」。尽管他有权利做这样的选择，可这依然是为了「活」，是「逃避了责任」而得到的「生」。
既然是「逃生」当然是沉重的。因为你必须为此付出了人生所有其它的一切，信念，承担，大义凛然……，只能够「悄悄」地活下去！
方励之其后二十三年完全和他此生前五十三年不同。他痛苦地在这个「逃生」的阴影下生活。这个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知道。这个逃生使他再也无法用「勇气」生活，再也不能像「人」那样堂而皇之地生活。他要顾及中国政府的反应，顾及美国政府的反应，顾及民运人士的反应，媒体的反应……那个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八九年后活着则必须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注意周围的各种动静。
我从他对美国人的怨词中感到，从他进入美国使馆起，在美国使馆中的一年，他就已经饱尝世态炎凉，受尽各类冷落。
「逃生」是残酷的，它意味着除了一口气，一口饭，其它一切人生的东西你都失去了。否则就不叫「逃」「生」了。
此后的二十三年，他唯一幸运的是和许良英先生不一样，他有自己的专业，大约沉入，或者更直接地说是躲入自己的专业，是唯一可以获得安静的地方。
方励之八九年后的二十三年是一个典型的人生的悲剧。一个有些才华的人的悲剧。倘若他没有才华和敏感，他也不会到达如此高度后的「逃生」。
我也不觉得方励之先生是个完全没有「勇气」的人，他曾经有过相当的勇气，但是这一次却在不知「什么」原因下选择了逃生，正为此，他拥有的才华、敏感和「勇气」让他的内心不平静，受煎熬；让他深感，生不如死！
余英时先生曾经敏感地考证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因为没有听从夫人唐筼的话离开大陆而终生感到对不起夫人，因此撰写出感天动地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这让我想到，方励之先生最后二十年也是一本充满人生五味的书。我以为，他一定也是充满另一种陈寅恪式的懊悔，我相信这个「懊悔」，内心的困苦才能更显现出他的才华、人性，以及为什么他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不平常的人。
在评述方励之先生的时候，我认为在当代中国，他有很多过人的地方，瑕不掩瑜。但是倘若集中在「瑕」上论说，我只能够认为，那些如此为他辩护和吹捧的人，要么是没有感觉，没有他那样的才华和冲动，所以体会不到这种复杂的感受，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在这一点上，方励之先生应该说不如，或者说远不如魏京生。魏京生是英雄，他或许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可他是英雄，他能战胜胆怯，用自己的肩膀去扛地狱的门，所以他也战胜了邪恶，直到如今他昂着头生活，他的「豪气」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相较。
这是一个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一个从不曾苟且的人，所以他敢于批评任何他不同意的东西。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这样的质量已经开始在社会上蔓延。
为此，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倘若方励之先生在天有知，对他来说实在不过是二次煎熬。
人生真的是残酷，在生死的问题上居然也有「猜意鹓雏竟未休、不知腐鼠成滋味」！
祝好！
维光
2012-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