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历来具有进行学术归纳的传统，在教育上也是如此，古希腊的柏拉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都对教育方法做了科学的归纳，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的品德和科学思维能力，而不是向他们机械地灌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胡适在美国的哲学导师杜威，就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正因为这些年轻人在国外接受了良好的科学思维训练，才可能有后来璀璨夺目的学术光辉！这种教育思想与中共国“学而优则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读书做官论）的传统教育思想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了！如果这些年轻人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留在国内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令后世仰慕的大师！可见，年轻人有没有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其人生将会有天壤之别！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上的科学性，会受到先入为主思维方法的顽固抵抗，特别是年轻人丧失了问题意识以后，会大大削弱科学教学方法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必须在中学时期就注重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等到中学毕业以后人的思维方法就会固化，那个时候再来扭转就太难了，这个特点非常类似于对6岁以前儿童在生活习惯上的培养。
中外学校在教学上的差异
难道是我们中共国人不够勤奋吗？不是！众所周知，中共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非常低，一心只想着挣钱，节假日加班也毫无怨言，我们可以把孩子留在农村不顾而外出挣钱，我们可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坚持工作，以至于西方人完全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地工作！难道是我们中共国人不够聪明吗？也不是！我们中共国学生掌握的知识从来都受到西方人啧啧称赞。去过欧美国家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验，你在商店买了65美元的东西，如果你拿出一张100美元面额的钞票给收银台的服务员，他们通常会拿10美元的钞票在你65美元的基础上一张一张地往上加：75、85、95，加到95美元后，再拿1美元的钞票一张一张往上加：96、97、98、99、100，加完后把这堆钱往你面前一推，他们就是这样找钱给顾客的！在我们中共国人看来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在中共国，只要读过小学的人都可以通过心算脱口而出的这个“35美元”，对欧美普通人来说似乎如此困难！中共国人的聪明也反映在托福和GRE等赴美留学考试上，欧美国家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中共国学生的入学分数比其他国家要高出很大一截！中共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屡屡摘金夺银，美国华人在全美人口比例中仅占1.2%，但在“英特尔奖”、“总统学者奖”等中学生大奖中，获奖比例通常超过20%，这充分说明中共国人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
既然我们中共国人这么勤劳、这么聪明，我们的基础教育又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学术上和科技上却会如此落后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经过深入研究，我发现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责任感以外，我们的教育方法也存在问题。中共国教育与西方国家有两个明显的差异：一是，我们的教育是灌输式的，学生很少有和老师互动的机会。这种灌输式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学生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考试也因此变成了记忆力的比拼，谁的记忆力好，谁就可以在考试里拿高分。（链接视频：谁打响了第一枪？）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学校不这样教孩子，他们的课堂是讨论式的，老师的作用是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法国：在学习历史课有关法国大革命一节时，老师不会要求学生对时间、地点、人物死记硬背，而是会向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次大革命，今天的法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日本：学生在学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一节时，老师给学生出的题目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有什么办法避免战争的爆发？”
以色列：家长从来不问孩子今天你考了多少分，但他们永远会问孩子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你向老师提了一个什么好问题呀？”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学习中日甲午战争这节历史课时，老师强调的是要学生牢记日本人的罪恶，等中共国强大以后，找日本人报仇雪恨。
如果我们把中共国的教学方法称为灌输式教学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西方国家的教学方法称为交流式教学。人和人之间的语言互动有四种形式，不同的形式会带来不同的效果：1.灌输，类似政府召开的报告会，领导在上面讲，群众在下面听。报告会的目的是让听众清楚领导的想法，以便会后按照领导的想法去做事，领导不需要知道听众有什么不同意见，听众在报告会上向领导提问是不受欢迎的行为；2.吵架，目的不是从对方获取信息，也不是争取对方的谅解以消除误会，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造谣、栽赃、诬陷、丑化）攻击对方，使对方的血压升高，尽最大的可能给对方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3.辩论，目的是让自己的主张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和采纳，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甘龙、杜挚关于秦国变法必要性的辩论。辩论需要有第三方作裁判，胜负不由辩论当事人决定，而是由作为裁判的第三方决定，商鞅变法这次辩论的裁判就是秦国国王秦孝公；4.交流，交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目的是把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搞清楚。有效的交流要求参与者具有一定的素质，既要有听别人表达的耐心，也要有向别人清楚表达自己观点的耐心，要尊重别人，也要遵守规则，不要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也不要随便打断别人的发言。两个人交流时规则可以宽松一点，如果有很多参与者，就应该严格遵守罗伯特议事规则。所以，通过交流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在遵守社会规则方面普遍具有较高的自觉性。
教学不能采用吵架的方式，只能采用另外的三种，其中灌输和交流为常用，辩论因为很容易把人导向以取胜为目的诡辩，背离追求真理的教学目标，所以只能作为辅助方法偶尔用之。对于知识的传播效率来说，灌输要比交流来得快，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使听众逐渐失去主动性和好奇心，养成懒惰的习惯。交流虽然在知识的传播方面效率低一点，但是它能让参与者长期保持主动性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习惯，使人对学到的知识印象深刻，有助于知识的灵活运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交流式教学法，中共国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学法，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千万不要小看中外之间在教学上存在的这个小小的差异，它对孩子将来养成的思维习惯的影响是巨大的！灌输式教学会逐渐熄灭孩子的好奇心，使孩子越来越失去探索精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共国人为什么离开学校以后，很少有人能够在工作之余继续读书的原因，因为灌输式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读书是一件苦差事，在学校读书已属迫不得已，离开学校就是从这件苦差事中获得了解放，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还有谁会去自讨苦吃呢？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读书量统计，这个统计说日本人年均读书40本，德国人年均读书47本，以色列人年均读书64本。据报道，2018年中共国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整体规模894亿元，同比增长11.3%，当年全国总人口是13.9亿，人均消费图书64.32元，按2018年图书的价格，只相当于1.5本书。如果考虑电子书，人均年读书量会稍高一点。中共国人这么讨厌读书，我认为和学生时代灌输式教育给人造成的恐惧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恐惧完全抵消了中共国人勤劳的优点。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存在的另一个差异是学生的知识视野不够开阔。中共国学生的知识虽然十分丰富，但主要是数理化方面的知识，人文知识方面却是相当贫乏的。我们都说民国时期中共国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至今无人超越。既然如此，我想问的是，今天有几个人读过严复、读过蔡元培、读过梁启超、读过胡适、读过梁漱溟、读过钱穆这些思想巨星的著作？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课本里还有鲁迅的文章，不过听说现在连鲁迅的文章也从课本里撤掉了。人类进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取得切实的进步，如果连巨人的肩膀都不让我们的孩子碰，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成长？孩子不能成长，我们的国家又怎么能够进步？也许，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出于好心，认为现在国情不同了，民国时候的书籍虽然出自大师之手也难免有错误之处，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不能让孩子接触错误的思想，必须挑选百分之百正确的文章给孩子学习。这种想法虽然出于好意，但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的思维能力只有通过与错误思想不断交锋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不让孩子广泛接触各种思想，就会使他们的知识视野变得十分狭窄，这会给他们的思维能力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虽然出自封建帝王李世民之口，但它却是一个人能不能进行科学思维的必要条件。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因为其核心思想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中学没有把经典名著、尤其是世界经典名著列为教学内容，而西方国家中学的语文课，学习的全是世界经典名著的内容。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说，我们的经验有很多是间接的，如果不借助这些间接经验，我们的思想将不得不停留在野蛮人的经验水平上。不让我们的孩子接触人类先进思想的教育，就是阻绝了孩子们获得人类先进的间接经验的途径，在世界各民族的激烈竞争中，我们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我想，中共国的教育改革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中学是培养孩子科学思维的黄金时期？
人的生理和智力的发育是分阶段的，青春期以前生理的发育快于精神的发育，所以，教育家们普遍主张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对孩子实施教育。对6岁以前的学龄前儿童，因为新陈代谢旺盛，孩子非常喜欢活动，所以要关心孩子的安全和运动能力方面的成长。在智力方面，不必刻意追求，只要让他/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行了，比如，让他/她养成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惧怕黑夜、一个人睡觉、不无理要求玩具、和小朋友分享玩具、礼貌待人、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逐渐掌握支配自己身体的技巧，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生活。罗素认为，如果6岁以前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将来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纠正。两岁以后最好将孩子送进幼儿园，因为孩子在幼儿园里获得的集体生活能力是在家里无法获得的。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尽量让幼儿学习外语，因为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强的，即使同时学习几门外语都没有困难，孩子是不会混淆的，他/她会和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语言说话。
7到12岁的孩子处于小学阶段，他们的智力一天比一天进步，但还不能理解比较复杂的道理，所以小学阶段的教育应以培养孩子的读写能力为主。四则运算对一般儿童来说都属于噩梦，切不可责备孩子，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增加，学习能力会逐渐增强。罗素自己小学时候就为背不了乘法口诀而大哭，但他最后还是成为了数学家。罗素还认为，在小学的后期，也就是赶在孩子青春期以前应该对孩子开展性教育，应该让孩子感觉性就像吃饭一样是一件正当的、平常的事，只不过要告诉孩子，性爱会产生和吃饭不同的后果，所以一个人在有能力自己抚养孩子之前不应该有性行为。如果家长对性表现得神神秘秘，或者一提到性就表现出一种肮脏、丑恶的情绪，反而会愈加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等到青春期到来的时候，生理的变化会促使孩子产生不健康的幻想。
中学时期人的生理和智力发育都趋于成熟，是一个人形成科学思维方法的关键时期。成熟是什么意思？就是到达顶点并且往后就开始固化的意思。所以，人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以后是很难改变的，并且这个时期形成的观念在以后的人生中往往会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公理而不假思索地使用。如果这种“公理”是正确的还好，如果不幸是错误的，那就要耽误人的一生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评论波旁王朝1824年登基的国王查理十世（上位前叫阿图瓦伯爵）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查理十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受害者。由此可见，中学教育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何其重大！所以，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建立在广阔视野的基础之上。事物是复杂的，而人的认识总是从片面开始的，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受到阻碍，就容易导致认识错误，避免这种错误的方法就是教会孩子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事物。有个寓言说明了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的重要性：两个相向而行的人，对立在他们中间的一块石碑发生了争执，一个说碑是白的，另一个说碑是黑的，两个人争执不下。这时又来了一个人，叫他们都站到对方的位置看看。结果两个人发现，这块碑一面是白的，另一面是黑的。我一直强调中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重要性，就是希望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学会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按照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看法，人天生就对人类的公共事务不感兴趣，完全是教育的引导才使人对它产生兴趣的。我认为杜威的这个研究结论恰好解释了我们今天的中共国人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原因，哪怕明天天就要塌下来也不愿耽误了今天的这场麻将！很多人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学术大师和诺贝尔奖不是靠打麻将打来的，他们的著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类社会的真切关怀！大师和诺贝尔奖的荣誉绝不可能颁发给全部心思只知道围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转的人，只会颁发给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福祉孜孜以求并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分子，若非如此，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更不要说繁荣昌盛了！我们今天的中共国人之所以普遍不关心公共事务，就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没有人培养我们这方面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