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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他们点亮了灯,我们才开始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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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

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

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一九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吃砣求真的一瓣心香。

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

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藉。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

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一九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

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副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

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

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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