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传媒人区家麟被捕翌日，香港党媒指名道姓，指出他那几篇文章属于煽动作品，还列述其后出现法官遭到恐吓的多宗事例，当然是要暗示罪行与其文章有关。
这篇所谓报道显然是以结果为目标。报道摘取区家麟文章的片言只语，却没有探讨其文字与恐吓事件有何因果关系，不外是带出预定的结论—文章引起罪行，报道至此也达到目标了。党媒大胆假设、没有论证也提出这种说法，当然是希望大家相信，区家麟的言论已超出言论的界线，成为推动罪行的力量，可见当局只是把他绳之于法，绝非以言入罪。
尽管党报未免是含血喷人，甚或有诽谤之嫌，不过它主张的入罪原则（言论若引致其他人犯罪也须负上刑责），却值得特区当局好好学习，然后痛改前非。反观现行“刑事罪行条例”，单凭犯罪意图，已可将言论入罪。该条例规定，只要有任何行为，包括发表文字，若其意图是引起憎恨特区政府，或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激起对其离叛，即属罪行。换言之，当局只需按被告人的行为判断其意图是否有煽动成分，无需考虑该行为或言论是否导致任何公共秩序的破坏，又或者煽动意图能否实现，即可予以起诉，罪成更可判监两年。
单凭文字的意图即可入罪，除了抵触国际人权规范，更是两面不讨好——既毫无疑问是以言入罪，也掩盖了深层次矛盾，无法从根源上消除市民对政府施政以至司法机构的不满，以至仇恨。
不用多说，煽动罪下，言论即使不造成任何影响，甚至无人置信，只要当局认定有煽动意图，即可以立即执法。不错，“刑事罪行条例”列明四个抗辩理由，例如文章的目的若有建设性，如旨在矫正政府、宪制、司法的错失或缺点，或鼓励市民以合法途径改变现状，则不算煽动。又即使评论文章如《明报》那样标明目的，是为了“矫正或消除（相关制度、政策或措施）的错误或缺点，循合法途径予以改善”，但警务处长有言在先，不承认这些免责声明，因为警方自有执法判断，是否煽动就交给法庭裁定。
不过，煽动案件由起诉到审结，如谭得志（快必）一案，经历一年半，但不等于事情告一段落。谭得志一案，法官陈广池并没有在判词详细分析“刑事罪行条例”的抗辩理由是否足以保障言论自由，而国家安全和个人权利之间又是否取得平衡，亦欠缺应有的论证，看来仍有待案件上诉时再作澄清。再者，按照终审法院的决定，被控“煽动罪”者，与被控国安罪行者相同，必须符合严苛的要求才批准保释，否则将被还押至案件审结。换言之，就算最后胜了官司，失去的言论自由也无法补偿。
其实最令人讨厌政府的，不是“煽动”文章而是源自政府的施政本身，并非制止批评者发声便可以消除。例如特首林郑月娥五年来的施政惹人反感，乃自取其辱，与人无尤。二○一九年修改“送中”条例，二百万人上街，加上警方铁腕镇压，令反修例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而林郑政府既不立即撤回修例，亦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暴问题，再到今年第五波疫情的抗疫政策弄得生灵涂碳，市民由反感而生愤恨的话，特区政府又怪得谁？
再如一些市民对司法的怨愤，不是别人的煽动所致，而是法庭本身的表现惹人非议。例如立法会初选案四十七人去年三月初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事隔超过一年，依然审讯无期，大部分被告不准保释（仅十三人可保释），至今还押候审。如此未审先囚，是否代表香港远远偏离过往无罪推定的法治精神？更且，法庭不准报道被告人保释聆讯的内容，公众又从何了解法庭是主持公道、言之成理，还是偏帮政府而牺牲市民的人身自由？
事例当然还有不少，总言之，位高权重者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们有任何煽动意图，不过只要他们的言论和行事一而再偏离核心价值和公众期望，而且欠缺合理解释，甚或再附送一堆歪理的话，只会注定犯众憎，由此招惹民愤民怨，势所必然，再祭出这条由殖民政权遗留下来的“煽动罪”，究竟可以制止还是挑起市民更大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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