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飞龙表示，据他了解，小威尔斯在狱中进行过多次体检，但当局始终拒绝向家属提供体检报告，这让外界很难了解他的真实健康状况。
本台记者致电重庆市司法局，试图了解病情恶化的小威尔斯，是否适用保外就医的相关规定及求证狱中详情。一名值班人员告知记者，应直接联系相关监狱。记者随后致电渝都监狱指挥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在得知是境外媒体后，立即挂断电话。
另外，记者还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联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均未得到回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则通过电邮回复记者，他们不了解本案细节，建议询问中国司法部。记者致电中国司法部，但始终无人接听。
1985年，威尔斯一家的合影。小威尔斯的父母当时约30岁，小威尔斯12岁，他的妹妹肯德里亚(Kendria)刚满六个月。（威尔斯一家提供）
外国人在牢里的“国民待遇”恶化的中国监狱人权
韩飞龙说，基于他近些年接触到的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被关押的案件，他意识到这些人的境遇明显恶化。
“过去几年间，外籍囚犯的待遇有所恶化，越发接近本国囚犯的待遇。我认为，在那些没有多少外籍囚犯的监狱，比如这所重庆监狱，他们可能与中国囚犯更为接近。”
前囚犯变身维权者
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威尔斯夫妇多次感谢韩飞龙为他们提供的巨大帮助，包括准备文书、联络媒体、活动人士、美国政府官员等等。2020年，韩飞龙曾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自从他获释并回到英国后，他发现了人生的新意义，那就是无偿帮助那些仍在中国服刑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韩飞龙告诉本台，除了小威尔斯的案子外，他手上还有十几个类似案件。过去几年来，通过了解各种案情，他越发认识到中国司法体制的任性。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司法制度的特性。我认为，这些案件体现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被关进中国监狱和看守所的几百万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过公正透明的审判。”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今年三月在全国人大上报告说，各级法院去年判处罪犯171.5万人，宣告894名被告人无罪。由此计算，中国去年的无罪判决率仅为万分之五。
小威尔斯并不属于那万分之五，运毒、贩毒在许多国家确实也是重罪，但他的案件，真如“中国式公开庭审”上法院认定的“罪证确凿”吗？
案件的两大疑点
重庆市高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此前认定，2014年4月25日，小威尔斯从东京乘机抵达重庆，入住当地的一家酒店。三天后，一位“姓名及身份情况不详”的黑人男子在酒店内将一只行李袋交给了他。次日，小威尔斯携带这只行李袋退房，随后还换了两家酒店。同年5月14日，他计划乘机回日本，但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过安检时，工作人员在他携带的一个行李箱中的食品包装袋内发现了共计近两公斤的晶状毒品“疑似物”，经鉴定，疑似物中含有六成左右的冰毒成分。
韩飞龙表示，把藏有毒品的行李托付给小威尔斯的人后来去向不明，看似没有被警方逮捕，这是本案的一大疑点。
翻查判决书，记者则发现，这名“姓名及身份情况不详”的男子，究竟和小威尔斯有什么关系？司法文件上没载明小威尔斯是否有说法。
此外，当局在案件调查和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尊重嫌疑人的辩护权。韩飞龙说，由于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小威尔斯对整个诉讼程序一头雾水，完全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尼尔森（小威尔斯）看上去没有得到在法庭上为自己有效辩护的任何机会。他聘请的律师大多光说不练，收了他父母不少钱，但基本上没做什么。”
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法院文书上列举代理小威尔斯案件的几名辩护律师，包括上海市沪西律师事务所的田德强、赵天吉等人。
在中国，外国人涉及毒品犯罪，过去有被判重刑的先例。最近一起案例是加拿大籍的罗伯特·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2021年8月1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对谢伦伯格“走私毒品罪”的死刑判决。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案件需要中国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才可执行。
家人首次对外发声
就在上个月，威尔斯一家在美国网络众筹平台GoFundMe发布筹款信息，希望公众能帮助他们解救小威尔斯。他的父母在筹款文案中说，过去几年里，他们一直在幕后与美、中两国的律师、外交官和维权人士合作，试图改善小威尔斯的处境，但收效甚微。
这是全家人首次公开讲述他的遭遇，并寻求外界的帮助。
除了小威尔斯的父母急着救儿子，他的第二任日本妻子奇卡科（Chikako Wells）也断断续续地用有限的英文，告诉本台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
奇卡科说，自从丈夫被捕后，她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邮局工作，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年幼的女儿贾丝明（Jazmine）。小威尔斯被捕时，贾丝明刚出生不久，她如今已经九岁了。
奇卡科告诉记者，过去几年里，她慢慢地学会变得更坚强，但在谈到女儿时，她仍然一度哽咽。
“贾丝明已经对爸爸没有印象了，这让我感到非常伤心。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见到爸爸，但我不能告诉她实情，这一点真的让我难以承受。”她说道。
美国人的中国牢狱生活美中关系恶化下的缩影
关注非裔美国人的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华盛顿局执行主任钱尼（Joi O. Chaney）与韩飞龙一样，以个人身份为威尔斯一家提供了顾问服务。她对本台表示，本案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距离事发已经过去很久了，而小威尔斯又不是个名人，很难得到外界关注。
钱尼还说，她非常理解这一家人进退两难的处境。
“囚犯的家属有时会害怕发声，因为他们有两个不太兼容的目标：一方面他们想让当事人重获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希望犯人在狱中能获得尽可能公正的待遇，但这两者很难兼顾。”
美政府不谈个案
当被问及小威尔斯案的具体情况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不具名的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一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并在为其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但并未提及小威尔斯的名字。
这位发言人还说，他们提供的相关领事协助包括：尝试确保在境外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受到公正、透明的法律程序保护；去监狱探望当事人，确保他们受到了人道待遇，包括在必要时得到医治；协助当事人与家人或其他人取得联络等等。
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官网显示，他们不能营救美国公民出狱，不能向法院陈述某人有罪或无罪，也不能代表美国公民出庭。
重庆市监狱管理局的官网显示，渝都监狱各监区的囚犯每个月都有三天的会见日，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目前仍未开通面对面会见。
除了疫情，美国官员与重庆当地的交往，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也变得不容易。重庆原本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管辖区，但自2020年7月起，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至今。对美国驻华外交官来说，要探望小威尔斯，比过去更难。
韩飞龙则透露，就他了解，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上周刚刚会见了小威尔斯，得知他目前严重失眠，前列腺也出现了问题，血压非常高，精神状况仍然很差。韩飞龙并不清楚这次领事访问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中国监狱生活什么样？
2018年，韩飞龙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长文，讲述了他在中国被关押长达近两年的经历，其中的九个月他是在定点关押外国籍罪犯的上海市青浦监狱度过的。他写道，他与十多名囚犯同住一个牢房，窗户一直都是敞开的，冬天极为寒冷。他在狱中的晚餐通常是一碗米饭，一点炒菜和一些没有油水的汤。
现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在出国前，经常到监狱探望当事人，近年来还做过有关中国监狱系统的学术研究。在他看来，当局基本不把囚犯当人看。
“中国政府对待犯人的观念是非常落后的，是和现代法治和人道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当局认为犯人都是坏人，犯了罪还要国家养着，生病了还要花钱给他们治病，这肯定是政府不愿意做的事情。”
韩飞龙的例子就是如此。他当年在看守所期间就出现了前列腺癌的症状，以及皮疹、肛门感染、慢性腹泻等健康问题。在青浦监狱时，他每周都会要求当局检查并治疗他的前列腺，却一再被告知他必须先认罪。
直到2015年4月，来自外国驻华使馆的游说和他不懈的投诉终于有了结果，狱方同意他到当地医院进行前列腺癌筛查和磁共振成像。几周后，当局终于承认他有一块前列腺肿瘤。在签署了一份“不完全认罪”的检讨书后，韩飞龙终于提前获释。回到英国后，他被诊断出晚期前列腺癌，并接受了一年半的癌症治疗和一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疗。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的精神，所有囚犯依法被剥夺人身自由，但仍享有各国国内法所赋予或未受限制的权利。
对于身患重病的小威尔斯来说，不只是获释的日子遥遥无期，在狱中，他的就医权获得多少保障？家人也不知情。
滕彪表示，在中国，即便囚犯因病死亡，狱方通常也不会有麻烦，“本来（一名嫌犯或囚犯）符合就医条件，但看守所或监狱不允许或者不安排就医，导致在押人员的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这很难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当局在追责和救济方面没有更详细的程序性规定。”
父母急盼儿子回家
老威尔斯对记者说，他的儿子是个体面且值得信赖的人，很善于交际，也非常热爱家庭。据他所知，小威尔斯从未沾染过毒品，连烟都不抽，他很难相信儿子犯了重罪。
在老威尔斯接受本台专访的一个半小时里，他的妻子辛西娅几乎一直守在身旁。采访接近尾声时，67岁的辛西娅告诉记者，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与儿子团聚。
“你一定明白母亲对孩子的爱。我们只想帮助小威尔斯回家，帮助他重获健康，照顾好他的几个孩子，因为在他们还是婴儿时，父亲就离开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