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春，一列满载学生的火车抵达北京。车厢极为拥挤，乘客们只好挤在行李架上和座位下面。一到中国首都，他们就涌上这座城市街头，加入到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之列，一位深得民望的改革派领导人去世引发了那些抗议。乘客之一是二十三岁的李录。
李录身材苗条，戴着眼镜，就读于南京大学，他没有车票就上了火车。在北京火车站，他试图混在出站人群中，这时，一名穿制服的男子拦住了他。李录担心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但检票员只是挥手，示意他通过，并微笑着冲他打一个V字手势，以示对抗议者的支持。李录谢过检票员后，追随人群前往天安门广场。
激进革命者
若非亲眼所见，天安门广场的规模是很难体会的。它占地面积相当广大，以至于在常日，天安门似乎坐落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李录到达那天，这里挤满了要求自由的人群。抗议者希望实施政治改革，一些人为此准备饿死自己。示威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在那期间，学生们自行组织起来，加入各个派系，并举行领导人选举。尽管并非来自北京的某个著名机构，李录还是赢得了一个席位。他代表激进分子。
李录生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不久，因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父母被送进劳改营。他的童年在监护人和孤儿院之间颠簸不定。十岁时，唐山爆发了一场灾难性地震，他幸免于难。官方记录显示，那场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人死亡，其中包括收养李录的那个家庭的所有成员。
尽管这样的经历在他那一代人中并不罕见，但李录明白，广场上的许多学生都当他是局外人。他懒得用振奋人心的演讲争取怀疑者，相反，他更愿意做一名权力掮客。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王军涛看到，李录在会议上基本保持沉默，吸收不同的观点。据王军涛介绍，李录还确保自己接近正确的人。他很快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王丹成为朋友，并给自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学生团体总指挥柴玲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激进的柴玲提名李录为副总指挥之一。
一些学生领袖与王军涛谈到李录，他们想知道，何以李录抵达北京时与这场运动背后的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何以他没有携带身份证件。他们怀疑李录是间谍。王军涛是过往抗议活动的资深人士，对他们的怀疑不以为然。但李录看上去确乎与众不同。他们第一次见面握手时，这位年长的活动人士感到，握着他的粗糙的手属于一位体力劳动者，而非学者。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国军队开入天安门广场并向活动人士开火的前一天，李录在天安门广场。图源：© Forrest Anderson/Getty Images
王军涛倾向于关注他认为李录在学生决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希望通过与政府谈判，以实现中国的政治改革。李录不只不相信当局会履行协议，而且似乎总是主张用最激进的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五月中旬，一次持续六天的绝食抗议爆发，李录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那场绝食抗议激发了公众的同情，但也点燃了政府的怒火。
一九八九年，誓言在整个六月死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封从德和李录（左起）。图源：© Reuters
当抗议学生的士气开始低落时，李录宣布，他和他的女友将在一个象征性的公开仪式上结婚。在那天的照片中，李录身着邋遢的背心和四方的飞行员夹克，一面革命旗帜歪着挂在他的脖子上。朋友们用廉价的酒水和无伴奏的婚礼歌曲为这对幸福的夫妇献上欢呼，这些噱头的喜悦和希望的弦外之音让人群再度亢奋起来。
到五月下旬，一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随着周围到场警察和军队越来越密集，一些学生担心军队正准备进入，以清空广场。柴玲和李录那一派想留下来。随后，6月4日凌晨，军队进入，向活动人士开火。坦克碾过尚有抗议学生睡在其中的帐篷，并封锁了出口通道，同时士兵们逮捕了试图逃跑的学生。官方称有两百名平民死亡，学生领袖则估计死亡人数高达三千四百人。
屠杀发生后，政府以领导暴乱的名义点名通缉了二十一名学生。李录躲了起来，官方媒体上满是他一头蓬乱黑发加上大号太阳镜的头像。他利用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运送西方走私商品的线路，成功逃脱。王丹和王军涛就没那么幸运了。李录获得了自由，但仍在被通缉名单上。几十年后，到最终回国时，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并且手中掌握着数亿美元资金。
成功投资人
一九八九年晚些时候，李录获准在美国避难。
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来说，纽约是一个艰难谋生之地。李录身无分文，也不懂英语，仰赖人权界人士的慷慨解囊，他们赞赏他和其他学生的立场。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巨头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帮助他安顿下来。另一位活动人士朱蒂·斯泰勒(TrudieStyler)给了他一袋来自她丈夫、摇滚明星斯汀（Sting）的一袋衣服。斯泰勒后来根据李录的生平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李录婉拒为本文接受采访。他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Himalaya Capital）促成一些高管现身，解释了他多年来的思想演变。
李录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回忆录《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 My life in China）描述了他早年在中国的动荡生活。在几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总结了那段生活是如何塑造他的人生观的：“我试着与任何一个接纳我的家庭打成一片，并学会适应我自己发现的不论什么环境。”在纽约，他处在类似境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学习英语。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最终成为首批同时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和商学与法学研究生学位的学生之一。在课堂上，他平静如水的权威和寻根究底的提问令其他人印象深刻。一位前教师表示：“他没有像其他许多学生那样因为尊重教授而被妨碍，你能感觉到他在某处活动。”
问题是，在哪里活动？作为一名活动人士，一九九一年，李录在国会外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绝食抗议，引起了人们对王军涛困境的关注。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被允许离开中国，人们对天安门的关注已经开始减弱。许多年后，李录对一个学生团体表示，来到美国后，“我一直对将来如何在这里谋生心存恐惧”。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上了一个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速成班。听了沃伦·巴菲特的一次讲座后，李录开始将自己的学生贷款投资于股市，获得了可观的回报。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市一家剧院（Loews19th Street East Theatre），朱蒂·斯泰勒、李录、理查·基尔和辛迪·克劳馥（自左至右，后两人分别为美国影星和名模——译注）参加一个活动。图源：© Dan D’Errico/WWD/Penske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到一九九六年毕业时，李录已成功将自己作为学生的激进作风与谋生需求融为一体。他对人权感兴趣，他在纽约的名流中广为人知，他的毕业为他在《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上赢得了一个短篇报道。华尔街机构排着队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录就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