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冲基金正蓬勃发展，以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和风险的投资策略驾驭着九十年代的经济热潮。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和瑞·达利欧(Ray Dalio)等经理人成了明星，李录也渴望进入他们的行列。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自主创业事实上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去吸引像著名私人股本收购公司 KKR联合创始人杰罗姆·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那样的知名投资者了。但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没有李录的生命故事。科尔伯格告诉当时的《纽约观察家》周报（The New York Observer），与李录合作投资的决定“不是那种我通常比较谨慎的事情，但我对他的欣赏占了上风”。
对冲基金喜马拉雅资本开局不利。他曾在亚洲寻找机会，但在一九九七年该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后，喜马拉雅在第一年就损失了百分之十九的价值。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没多久就撤资了。李录很快就厌倦了当日交易和卖空操作，这使他面临无限的下行风险，而且假如一只目标股票飙升，可能导致一只小型基金灭亡。持有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日韩股票的股份帮助李录恢复了元气。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他已管理着约一亿美元的资产。他的单人店开始招人。
李录的背景使他成为美国投资界独一无二的人物：这位中国异见人士因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而掘得一桶金。正如一家报纸所说，他从“自由战士到曼哈顿雅皮士”的转变注定引人侧目。一九八九年，他严厉斥责了访问北京的美国政府官员，因为他们“与中国做生意的决定见利忘义”。现在，李录欣然接受了自己哲学上的转变，公开谈论起投资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并赞扬新兴互联网的民主化效应。他还与其他中国移民建立了联络，其中有九十年代末他在洛杉矶结识的房地产大亨熊万里。
二零零三年，李录获邀前往圣巴巴拉的一位女性家中，参加感恩节午宴，他是通过人权工作认识这位女性的。这位主人的丈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随着巴菲特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他创建了这家企业集团。伯克希尔副董事长、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也在场。芒格和李录谈起了股票，几个小时后仍意犹未尽。这是一段持续二十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自信的年轻人”，现年九十九岁、仍担任伯克希尔副董事长的芒格表示。“他非常喜欢当主管，而不是为别人工作。这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自然同情他。我试图说服他在伯克希尔工作，但我是在与人的天性斗争。”
李录的干劲给芒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芒格称：“我对革命不感兴趣，我是资本家。吸引我的是他的资本主义天资，而不是他的革命经历。”
一开始，芒格建议李录全面重塑自己作为巴菲特模式投资者的形象。这意味着放弃一时头脑发热而催生的交易，转向更长期形式的“价值投资”。
巴菲特的做法强调，为那些可以培育数十年以实现增长的被低估资产提供融资。李录来自中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多年后，他在《穷查理宝典》(Poor Charlie’s Almanack: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在一次于哥伦比亚大学聆听巴菲特讲座前——译注）股市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还停留在曹禺的话剧《日出》里所描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充满了狡诈、运气与血腥。”接受巴菲特的哲学后，李录的口头禅变成了“准确而完整的信息”。根据当时的文章，完整有时意味着不遗余力，去了解一家正被喜马拉雅资本研究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参加他们的礼拜仪式或与他们的邻居交谈。
二零零四年，李录启动了一只新基金，之后芒格将八千八百万美元的家族资金委托给了他。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基金经理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否则他将不得不在展示月度回报的同时，匆忙筹集资金。芒格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回报好到邪恶。那八千八百万美元已经变成了那个数字的四到五倍。”
例如，李录很早就买了贵州茅台。在共产主义革命后不久，这个品牌的蒸馏酒就成了官方的国酒。伴随中国走向繁荣，茅台成为向外国政要敬酒时的首选饮品，也成为高级官员行贿时的首选物品。作为一只备选股票，它在亚洲投资界颇具传奇色彩，买下它类似于一九九零年代晚期买下苹果公司的股票。有时它是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
芒格表示:“股价真的很便宜，可以赚四五倍。李禄只是看好那只股，就买了所有他能买到的，然后很快大赚了一笔。”
革命同侪之间的分歧
每年六月都是令人痛苦的天安门周年纪念日。王丹是中国政府通缉名单上的头号通缉犯，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直到一九九八年才最终获准在美国避难。李录的同胞活动人士在他的自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军涛，那位注意到李录的手的老人，因阴谋颠覆政府罪而获刑十三年。历经痛苦逃离中国后，柴玲已落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没有回应采访请求。)
一九九九年的周年纪念日，一家美国新闻网追踪到了一些“天安门英雄”。王丹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在他流亡的美国重新加入变革中国的运动。他称：“我的梦想是我能做点什么。”柴玲有过激进的岁月，曾在一九九零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她直言不讳:“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不会改变中国，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十年前就试过了。我们有数百万人和我们一道，但没有成功。”李录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仍然称自己是异见人士，但承认他早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活动。他告诉采访者，继续在纽约街头示威是“不现实的”。
王军涛现年六十五岁。他仍然称自己为“职业革命家”。今年早些时候，他在纽约法拉盛（Flushing）的办公室通过电话表示，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是很简单的，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他表示：“假如你想成为一个英雄，牺牲自己是很容易的。”相比之下，那些走李录这条路的人必须“复杂”。“你必须平衡很多事情。”
大约始于二零零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给中国带来民主的理念大受欢迎。尽管李录在北京仍是政治贱民，但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他看起来像是两国之间天然的桥梁。正如KKR公司的科尔伯格在一九九八年所论：“我希望看到他成功，最终帮助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到那时，他将是独一无二的合格人选。”
喜马拉雅投资早期最重大的成功支持了这一看法。二零零二年，李录投资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电池制造商比亚迪。尽管明面上仍被禁止参观该这家公司在深圳的工厂，但他相信，未来取决于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和十四亿消费者的购买力。二零零八年，他说服芒格相信了他的愿景，同时伯克希尔收购了比亚迪十分之一的股份。芒格回忆说：“我不喜欢汽车业，要在汽车业发财很难。”但“比亚迪运营非常好，早期对比亚迪的投资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去年，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期间，不论当日是否显而易见，对“贸易将带来一个更自由的中国”的理念的神化都发生了。当时，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还在成长之中。奥运会筹备阶段，人权组织试图强调政府虐待藏人和迫害宗教组织法轮功。但抵制的呼吁收效甚微。奥运会结束后，西方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飞抵该国，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经济体崩溃进一步加剧了外国资本的涌入。王军涛表示:“那是他们忘记六四屠杀的时候。二零零八年后，假如你是中国政府的敌人，你就不可能从华尔街收钱。”
这些宏观力量在先前关系紧密的异见人士之间制造了分歧。但当王军涛第一次到美国时，他仍和李录会面喝咖啡，谈论中国的未来。二零零六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前往新西兰继续学业，在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零零七年，王军涛试图返回中国时，政府通知他不会被允许回国。“他们表示，假如我留在中国，我的生活会很麻烦。”他于二零零八年回到美国，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李录。“不论他做了什么决定，我都理解”，他表示。“我不需要他。假如我接近他，我就会扰乱他的道路。哪怕我们喝一杯咖啡，中国政府知道了，也会认为这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