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几年后，熊万里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目标是利用他在涌现于深圳周边的高尔夫球场上建立的与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当年就是这样，在习近平高压反腐启动之前，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公认现实。熊万里称：“那时候有很多土地。”他在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繁荣中富起来了。
二零零二年，熊万里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回忆道，他到达后，私人财富经理如何追着他到处跑，赌场则派出私人飞机接他到拉斯维加斯。他也认为，经济繁荣将给中国带来自由化的影响。他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见到了李录。两人投资了多维，那是一家由流亡记者何频创办的中文媒体网站，其自我定位是批判性媒体，一旦中国自由化了，就准备进入中国。尽管在中国遭到封禁，多维的独家新闻还是令其成了北京方面的眼中钉。它两次预测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这个常委会相当于一个内阁，在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其人选是一个需要严格保守的机密。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在纽约召开的一次投资大会（Sohn Investment Conference）上，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录发表讲话。图源：© Brendan McDermid/Reuters
熊万里认为，这是对中国未来的投资。多维面向数百万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希望得到比国内媒体提供的内容更具批判性的声音。对李录来讲，多维似乎是一笔不错的金融投资。(喜马拉雅及其关联投资者持有多维母公司略低于50%的股份。)
二零零八年四月，多维领导团队集合，召开了一次例行董事会会议。熊万里从武汉打入电话。噼啪作响的电话那头，他听到李录的声音宣布他将出售自己的股份。这一声明震惊了熊万里，他要求李录将那一部分股份卖给他，但李录将其卖给了亲北京的传媒大亨于品海(Yu Pun-Hoi)。熊万里表示，他怀疑李录出售那部分股份给于品海是为讨好他本人，并增加自己成为华尔街在中国的渠道的机会。喜马拉雅一位发言人表示，从多维撤资的决定，是该公司风险投资基金整体清盘的一部分，于品海的报价被接受为最高报价。
自那一年以来，已变得清楚的一点是，贸易将创造一个民主中国的理念成了空想。国家主席习近平强化了掌权，在一场被称为民粹主义反腐运动的镇压中清洗了政治和商业对手。二零一八年，他废除了任期限制。北京对台湾愈发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姿态，以及在国内对少数民族的高压手段，已促使西方政府和企业与远离中国。拥抱市场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使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许多，但最终却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威权国家。
变化之一是，多维将总部迁至北京，虽然在中国仍被禁止，但这家网站在报道北京政权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去年，以财务困难为由，多维停止运营了。
“非常不道德”
二零一零年九月晚些时候，一张在深圳绿树成荫的比亚迪园区拍摄的模糊照片出现在一家香港报纸上。
照片显示，该公司一排排身着制服的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列队站在来自美国的著名客人身后。坐在前排的是身着休闲服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巴菲特和芒格。那一排最末一位是李录，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阳镜。尽管中共官方媒体对美国客人这次来访的报道主要在渲染巴菲特的照片，但也证实了香港媒体有关李录在场的报道。这是政府的二十一人流亡学生名单中被允许重新入境中国的第一例。
中国热情吸引外国投资者，没有人比盖茨和巴菲特更引人注目了。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强大的盟友曾游说李录加入这一访问中国的客人队伍，这帮助铺平了他的行程。相关方面同意李录将避免公开露面。但端坐于美国亿万富翁和中国权力代表之间的李录，看上去就像是二十年前人们口中的搭桥人。
对李录来讲，这次经历是有启示意义的。首先，他终于亲眼见证了自己宝贵的投资对象比亚迪。据参加此次访问的那位人士透露，尽管中国的威权当局依旧掌权，但李录在这个经济转型国家亲眼见证的一切确认了他对北京的态度。这位人士表示：“那些抗议活动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尽管不是全部要求，但其中一些要求变成了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李录随后访问了中国，参观了一些公司，并在北京的几所一流大学发表了关于价值投资的演讲。二零一四年，他加入了微博客网站新浪微博，在那里张贴有关中国发展的内容，并将中国空前的经济崛起部分归功于一个拥有“非凡执政能力和人才”的执政党。他成了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名人，一位出生在文革时代、在中国和美国都取得了成功的可敬人士的榜样。二零一九年，李录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那里距离三十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以实现政治变革的那座广场没有多远。在中国，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新的公众人物，撰写有关投资的书籍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章，但绝口不提他的学生时代。
对王丹来说，与李录在北京的广场上结下的友谊，如今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克林顿政府确保其获释后，王丹成了一名学者。他表示，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和李录曾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面见讨论中国民主的前景。他是李录接下来的婚礼的伴郎之一。王丹去台湾教书后，他们分道扬镳了，在李录第一次回国后，他们的交流完全中断。王丹在马里兰州的家中通过电话表示，李录已“选择与政府合作。他有做出这个选择的自由，但这不是一个有道德的选择。李录今天的财富与天安门广场运动有关。他从那次运动中受益。与当年杀害学生的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是非常不道德的。”
王丹认为，北京也从李录的转变中收获了政治红利。“政府需要证明，一九八九年的学生已承认他们自己犯了错误”，他表示，这回应了熊万里的批评。“他们把李录当成了榜样。”自接受本文采访后，因遭到性侵犯指控，王丹已辞去在台北的一个教职。他否认了那些指控。一位与李录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之所以能够筹集到资金，是因为他的投资记录，而他在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就开始投资了。“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能成立喜马拉雅资本，不是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抗议者。”
但李录的心态已经变了。这些年来，他开始把自己看作移民，而非难民。一位熟悉他想法的人士表示:“假如你继续把自己当成政治难民，生活会更加艰难。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你仍然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这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芒格表示:“他变了。他在寻找一条在这个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道路。李录不再是革命者了。他是个资本家。你找不到比李录更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了。”
“幸存者”
喜马拉雅资本的办公室位于西雅图市中心一座高楼的第二十一层，假如拜访这里的人认为自己一不留神走进了一家图书馆，人们是会原谅他们的。
除开角落里藏着一台划船机，办公室里缺少的是一些高级金融机构的常见装饰。彭博新闻社的显示终端并没有高过分析师，也没有电视机在播放财经新闻。二零零七年，喜马拉雅从华尔街搬到了加州的帕萨迪纳（Pasadena），以便离芒格更近些。二零一八年，喜马拉雅落脚于税率较低的华盛顿州。每一次，办公室的设置都原样照搬伯克希尔·哈撒韦那里的，后者的分析师团队详细覆盖少数几家公司，并直接向中央决策者报告。喜马拉雅首席运营官、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常劲(Gene Jing Chang)表示:“我们都服务于一个目标:帮助李录做出投资决策。”
该公司目前管理一百四十亿美元的资产。与早期在美国媒体聚光灯下的表现可成对比的是，李录没有积极吸引新投资者，而是找到了一批稳定的高净值个人和养老基金支持喜马拉雅。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年都齐聚奥马哈（Omaha），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大会，这是价值投资者的最终聚会。李录的很多个人财富都与该基金挂钩，其决定性赌注仍是对比亚迪的投资。（奥马哈，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总部所在地。——译注）
这些日子，李录更愿独处而不是待在人群中。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对阅读有极大兴趣。他不喜欢早上开会，宁愿省下时间消化公司报告和财经新闻。他的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书籍，他从那里打电话给分析师，进行一对一的会议，讨论投资想法。常劲称：“我们开玩笑说，喜马拉雅是一个学术机构，李录是这里的教授，我是助教，分析师是学生。”
最近，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对华尔街来讲愈发苦难。美国的一些大型慈善基金和养老基金正在缩减规模，或完全从中国撤资。在美国许多大型企业，高管有了不眠之夜，思考如何应对当前的紧张局势。因政治原因，比亚迪没有在美国销售乘用车。三十年前，包括李录在内的学生活动人士曾游说美国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如今，一种部分脱钩正在发生。李录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二零一九年，恰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前。
但接近他思路的人士认为，两国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交织在了一起。当新冠疫情消息第一次从武汉传出时，李录动用了他在太平洋两岸的关系网。最初，他从美国向中国运送医疗用品，然后照看比亚迪在美国出售口罩的交易。成千上万的美国消费者在好市多的货架上买到了比亚迪的产品，他们变得更熟悉作为医疗品牌而非汽车公司的比亚迪环形标志。
喜马拉雅投资者关系主管卡罗琳·金(Caroline Kim)表示，在办公室，李录开始每天通过视频主持团队午餐。“他非常关心员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美国没有家人。感觉这里非常像一个大家庭。”后来，李录联合他人创立了亚裔美国人基金会(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筹资十一亿美元，以应对新冠大流行病爆发后涌现的反亚裔种族主义情绪。
李录现年五十七岁，已经在美国度过人生的一半以上岁月，成为美国公民也有近三十年。他描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同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他有牛仔靴，并喜欢谈论使他富有的美国梦。但将李录的人生旅程与绝大多数移民比较是荒谬的，这既是因为旅程开始时的历史环境，也是因为最终把他带向的地方。李录不怎么与他的员工谈论过去。常劲称，那只是“他个人历史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自传中，李录写道，他和他的革命同侪誓言，在那场运动五十年后，他们将在天安门广场重逢。他写道:“我们会带上孙子孙女给对方看，也带上我们的日记给对方看。”但假如，包括王丹、王军涛和柴玲在内的那队流亡者今天设法兑现承诺，那么只有李录才能轻松踏上中国的土地。为让那成为现实，李录不得不变成了谁？
二零一六年，他告诉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个口述史项目：“我是一个幸存者。”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技术事务记者。本文原题“No other investor has a life story quite as unbelievable as Li Lu”，由英国《金融时报杂志》网络版发布于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日。除截图外的图片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加上小标题，图说有细微调整。）
原文链接：https://www.ft.com/content/5308cd9f-037e-4524-a6d8-7388b3514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