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而第一总局领导此前还从未有过陪同苏联首脑一起访问西方国家的殊荣。更重要的是，Z书记相当依赖克格勃首脑提供的情报，或者不如说，后者可以决定Z书记能看到哪些信息，不能看到哪些。
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走马上任时，接手的是世界最大的特殊机构。这一机构拥有近50万工作人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20余万克格勃边防军）、掌握了党和政府的通讯（6万通讯部队）、掌管了苏联领导层的保卫、休憩、日常消费，并负责运行战时指挥场所，既是苏联对外搜集情报、对敌国进行颠覆破坏的手臂，也是监视国内一切不稳定因素的眼睛。
它一年有35亿卢布的预算，而且开支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Z书记，而当政治局随着戈尔巴乔夫主导改革的深入，越来越被架空之时，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与其说它是一个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更为确切。
比起苏联军方、外交部、军工复合体等独霸一方的势力，克格勃拥有一个它们都没有的独门优势——信息。尽管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克格勃实际上可以以“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内一切人、一切机构进行窃听和监视，并可以伸出触角，从世界各处的茅屋和官邸搜集情报。
因此，克格勃首脑就仿佛是一只安坐巨网中央的蜘蛛，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他这里汇集，并由其取舍、加工后送给Z书记等情报消费者。这一权力看似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是惊人的。比如，当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各自的部门为禁脔，并对他人的领域一无所知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却可以凭借掌管信息管道的优势，对国防和外交都有发言权。
在戈尔巴乔夫还“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苏联政治局未设常委），他曾经和另外一名同僚找到安德罗波夫，想要看国家预算资料，遭到了后者的回绝：“那可不行！你们问得太多了，你们无权知道。”
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戈尔巴乔夫一直将克格勃视为他改革的支柱。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就改革方案做报告时，特别提及：“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安全机关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重大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制止种种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祖国神圣的边界。”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政策的一脉相承。这是因为，克格勃不仅可以为他的改革提供必要的铁腕支持，也可以通过经济和工业情报的搜集与窃取，为苏联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是亲自把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很少假手秘书。
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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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的“新面貌”
当“新思维”“改革”“公开性”等名词响彻东欧之时，克留奇科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以适应新形势，比如在克格勃历史上首次在自己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增加在新闻媒体的曝光率、拍摄对外宣传电影等。
不过，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克留奇科夫这位安德罗波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手栽培的人物，骨子里始终是一个“契卡分子”，即始终抱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在看待世界。
比如，安德罗波夫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坚信，美国里根当局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核袭击，并将搜集该方面情报列为最优先事项，举行了代号为“瑞安”（即俄语“核导弹袭击”首字母的缩写）的全球性行动。
尽管驻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对这一臆测普遍不相信，却无人敢拿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开玩笑，不得不根据上级制定的情报搜集范围，揣摩上层喜好搜集甚至编造相关情报，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安德罗波夫对战略局势的判断。
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此时对美国决策层已缺乏渗透，拿不到高质量决策情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的情报工作越来越陷入阴谋论的老路，现实感越来越差。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毫不客气地将莫斯科对里根政策的解释描述为“偏执狂式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英美当局向苏联暗示并不存在核打击的打算，这一预测更显得异想天开，但克留奇科夫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始终醉心于“瑞安”行动，他曾抱怨说：“和从前一样，我们的确缺乏关于新型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的秘密情报。”
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指责西方在出口给苏联的粮食中做手脚，“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又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对苏联兴起学习现代管理方式热，克留奇科夫也十分警觉，他马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
克留奇科夫对国内改革派恨得咬牙切齿，他眼中最大的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曾长期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了。
戈尔巴乔夫自然没有相信这一鬼话，对他人笑称原来雅科夫列夫还有一条“哥伦比亚的尾巴”，但克留奇科夫继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攻击雅科夫列夫是外国间谍，以至于后来机关内的工作人员都在窃笑。
克留奇科夫在找不到把柄的情况下，口不择言，表示从来没有见过雅科夫列夫对卫国战争的胜利表示喜悦，因此身份很可疑。但实际情况是，雅科夫列夫在苏德战争中，作为海军步兵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在战后作为残废军人瘸了一条腿回家。而克留奇科夫在二战时，一直在后方做共青团的工作，从未上过火线。
当后者拼命攻击前者不够爱国时，这一反差是极为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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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兽的垂死一搏
当这样一位人物被举到高位、并深获倚重之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已经是建立在危险的流沙之上。
克留奇科夫从自己的立场和爱憎出发，利用对情报的垄断，大大缩小了上层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他甚至并不需要造假，只需通过对情报原材料进行取舍和组合，即“告诉部分真相”，就能如提线木偶一般操纵情报消费者的判断。
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克格勃不断向戈尔巴乔夫送去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反对独立的情报。但却不提这些反对者都是苏联官方组织起来的，参加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讲俄语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数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独立的大量材料，却故意避而不提。
克留奇科夫之所以能这样上下其手，还与苏联的情报利用体制中的痼疾有关。
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重视“地方性知识”，鼓励一线人员在上报时，对情报大胆进行初步解读，从而充分利用一线人员的判断力，减少信息在向上流动时的损耗。而此时的克格勃恰恰相反，不准下级妄加议论，只需上报原始材料供上级英明决策。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克格勃此时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气息非常浓厚的组织。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军官承认：“为了取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的头上就万事大吉’的原则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苏联体制具有自杀性，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长于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环境，对西方社会很熟悉，在被渗透对象中活动起来如鱼得水；而苏联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长于封闭体制，只能通过课本来认识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国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又实行严格的军衔制，等级森严的官僚制进一步阻绝了上层不想听到的信息，使上层对大势更加闭目塞听。
“几乎没经过整理加工的情报的洪流同时汇集到克格勃主席的办公桌上，由他来挑选，什么情报值得引起国家最高领导的注意。”末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回忆，克格勃主席不得不随时随地、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批文件。这是因为“对情报的加工水平如此之低，情报的数量又如此之多，不采取这种方式，未必能应付得了。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情报半成品，是不能做出高水平的政治决定的”。
1990年秋，在民主派计划一次群众游行的前夕，克留奇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示威者计划冲进克里姆林宫，用专门的钩子和绳子登上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城墙（须知围墙高8-12米）。戈尔巴乔夫居然相信了这一类似于中世纪攻城战的臆想，在游行前调动了军队入城，最终也未能阻止游行，反而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声望。
在苏联存续的最后岁月，随着多年来蛰伏于苏联体制内的危机全面显露，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通过对社会恢复强力管制，来挽救苏联。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而戈尔巴乔夫迟迟不愿动手，使克留奇科夫觉得他“软弱”——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术语中，这是一个对领导人物的致命评价。加上西方传来的情报显示，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威望正在逐步降低，更使克留奇科夫觉得“彼可取而代之”。
1990年12月8日，克留奇科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召见了其心腹，命令他们准备一个关于宣布紧急状态时，为保持国家“稳定”需要采取措施的报告。
1991年7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新的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并计划在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以后，在8月20日签署该联盟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