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对“人民的爱”可以转换成对“个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转换成破坏现实；利他精神可以转换成战斗激情；禁欲的个人实践可以转换成普遍价值；大公无私的献身和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行为都可以是相通的。这种转换还有一种崇高感，还有俄国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行为的推理链条，它可能在逻辑上缺乏根据，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
巴枯宁的格言是：“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欲就是创造欲”。破坏不仅被视为一种创造手段，而且整体上与创造等同起来，或者说破坏已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在此我们仿佛听到了卢梭主义的回音，法国雅各宾专政为这种思想提供了实践的样板，只要无情地消灭祖国的敌人，理想王国便得以建立，政治激进派中充斥着这种信念。
为了建立这种理想制度，需要“剥夺剥夺者”，为此需要消灭各种政治的、总体上可以说是外在的障碍，革命性可以理解为仅仅是破坏价值形而上的绝对反映。俄国知识分子不但崇尚文化激进主义，同时坚持政治的、社会的激进主义，他们认为政治斗争以及这一斗争所采取的最为激烈的手段，阴谋、起义、政变和恐怖活动……是实现民众幸福最为切近、最为重要的途径，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以暴力专政消灭敌人，以强制、机械的方式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保证社会理想的实现。
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消灭。“破坏”现实就是以“恶”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连接。
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质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质保证。
对这一点，后来的“民意党”及其他政治激进派领会最深刻。这个过程又具有反文化和反财富的倾向。19世纪俄国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草根化”渐行渐远以后，民间便对“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对形而上思维的敌视，摒弃文化、厌恶财富，理想状态是所有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灵魂的东西。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破坏的心理动机始终是仇恨，革命民粹主义的激情就在于激起民众对敌人的仇恨。应当承认，当仇恨在精神生活中得以加深时、当它吞没“爱”的感情时，在道德个性中就发生了有害的蜕变。当“沉溺于相互折磨和杀戮的事业”时，“相互咬住对方的咽喉时便有一种虐待狂式的快意”。而仇恨与破坏相适应，它是破坏的动力。
▌只重视分配正义而轻视创造
革命的道德哲学主要错误就在于将斗争法则绝对化，把分配置于创造之上。它的最终目标是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将它交给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说革命的道德激情集中在公正分配的着眼点上，总体上无须创造幸福的条件，而只需从那些非法占有它的人那里夺走并使之平均化便天下太平。在这个过程中，恶的行为是为了达到善，便会纵容一切以“崇高目的”为借口的“恶”的释放，19世纪下半叶以来“分配至上”这种偏见占据着俄国知识阶层的整个世界观，所以对财富生产的评价始终低于财富的分配过程。
正如对待物质生产一样，俄国的知识阶层几乎很少关心精神生产和理想价值的积累，他们把“文化活动”归结为“文化财富的分配”，而并不在意它的创造。所以发明家、哲学家、神学家、纯学者的地位始终逊于搞宣传工作、文化普及的人，更不用说官僚阶层了。毋容置疑，分配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公正的分配则是合法的、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但对分配的绝对化、简单化同时忽略生产和创造，是哲学的迷失和道德的过失，文化价值最终的存在并非借助交换形式。
为了分配的正义，政治激进派始终轻视文化的创造活动，耗费大量的精力致力于政治斗争这一非生产活动，以强制手段“行善”，最后极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与自己梦寐以求的最具价值的理想背道而驰，引领这一潮流的人从反对旧制度的官僚主义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