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却可能很快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民众之上过着寄生生活。
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这种信仰的内容是对宗教的摧毁，对权力、尘世物质幸福的崇拜。
沉迷在过于世俗的政治活动中，就会把具有超验的、彼岸的、真正宗教信仰的内容都视为是可憎的敌人，对与之观点相左的人便以宗派的异端审判而剪除，总是以绝对正确凌驾于他人之上。表面上纯粹、无私、具有牺牲精神、社会信仰的服务者，其实在精神上与强盗、流氓、谋私的凶手、放纵淫乱的爱好者具有亲缘关系，它们之间包含着内在的逻辑性。
知识分子信仰中的虚无主义，仿佛不自觉地对犯罪的流氓行径加以赞许，并帮他们披上思想和进步的外衣。它们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已经分崩离析背景下大行其道，这种道德虚无主义势必转化为道德腐败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