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革”期间的情况
1966年“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高峰，此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现象，经过几年的停止后，开始集中出现。湖南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 间，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22新凤霞在《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说：“不知道哪里又传来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的消息，对我们又加紧看管了。夜里被叫起来，审问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23可见当时的恐怖景象。
有人曾这样回忆当时自杀者的情况：24
田间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所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 。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语，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语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
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二十四名。……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五百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还有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 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 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市委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
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得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25
“文革”中自杀现象的一个特点是极大的普遍性，在一个时期内，它具有弥漫性。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27
“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郑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28
“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选择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30
“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31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 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后来，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投水自杀的人，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这是否真是普遍现象或有什么原因，无从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迫害中，自杀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们才有了这类经验，总结出这么一个说法。比如，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1966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33
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34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35
吴伟能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他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36
“此校开学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报到，说明要我交待问题。校设香港路，到后在楼梯口碰见才能朋友李春佑（后来自杀），他见四周无人，暗对我说：‘要斗你了，当心。’”37
“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吴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 1955—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73
陈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获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化学系三级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缢身亡。74
孙兆禄，男，1919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75
孙凤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76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8年，吴兴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学68级高中学生。因向“中央文革”写信表达对“文革”的异议，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满出狱。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诬陷偷窃，于同年跳楼自杀。年仅26岁。78
“我那天就选了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宽。我骑车，已经在下桥，突然听到一声响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冲。我马上下了车。前面是原曙光新闻电影院（后来的外贸会场），在七层楼的底层。只听见人们在说，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文革中上海跳楼自杀很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杀已经很少了。79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 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写周瘦鹃时提到：“以后我一直没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阴长住后，听说他已投井自杀，最近，又听说他的长子自缢，我只有长叹，说不出什么。”1974年8月25日写金仲华时说：“三五年前，忽然听说他自杀了。为了什么，我一点不知道。”79
谢蔚明在回忆“文革”中的文汇报时说：“上海文汇报划右的二十余人，包括当年跳楼自杀的梅焕藻、江显良均获改正”。80
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
“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不堪受辱的平妮母亲，丁晓，在一次公开的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家中，割腕自尽，……平妮母亲的自尽，只是‘文革’中千万个‘自绝于人民’的惨剧之一。”81
肖光琰，留美博士，“十年浩劫中，他一家三口终于被迫相继自杀身亡。”1950年11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国告别，回到了中国。……但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当人们以严肃的目光追问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茫然了。是什么呢？难道他回国前后的所作所为还不能说明他回国是想来做什么吗？由于事态突然，思绪很乱，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伤心极了，只能向亲人倾诉：“我爱党冒险回国，谁知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82
1968年2月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自杀。
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年跳河自杀。
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自杀。
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自杀。
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自杀。
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文革”中自杀。
华 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自杀。
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
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自杀。
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自杀。
作家孔厥，1966年在北京陶然亭自杀。
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自杀。
徐冰，中共统战部长，1968年自杀。
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自杀。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颜毓蘅、杨佩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绂、罗绮夫妇；武汉大学教授逢彬，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杀的。83
二、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1976年间的自杀者中，以知识分子自杀者最引人注意。由于资料的来源比较分散，我在此基础上选择部分知名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些名单与上面提供的自杀名单原则上不重复，但在具体分析时，可能结合不在这个名单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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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生年 │毕业大学│留学│自杀所在单位│自杀年龄│自杀│自杀时间┃
┃ │ │ │国家│ │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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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１８９８│武昌商专│美国│北京大学 │七十 │未详│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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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 │１９０８│上海持志│法国│上海文联 │五十八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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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１８９９│北京师范│英国│北京文联 │六十七 │跳湖│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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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１９０９│光华大学│英国│九三学社 │五十七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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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１９０６│北京大学│ │云南大学 │六十二 │跳池│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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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１９１１│燕京大学│美国│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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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 │１９１２│光华大学│ │北京市委 │五十四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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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１９０９│北京大学│ │新华社 │六十一 │跳井│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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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政扬│１９２６│燕京大学│ │南开大学 │四十一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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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钱（竹）１９１６西南联大│ │北京大学 │五十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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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复│１９１５│燕京大学│ │太原工大 │五十一 │跳楼│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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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溱 │１９２１│大同大学│ │中宣部 │四十五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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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心│１９０７│上海大学│ │华东师大 │五十九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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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 │１９０５│燕京大学│美国│人民日报 │五十二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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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捷 │１９２３│ │ │上海作协 │四十八 │煤气│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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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１９２２│ │ │中央办公厅 │四十四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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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燧│１９１５│西南联大│ │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 │自缢│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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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颖│１９１７│西南联大│ │中科院社会所│四十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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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笑雨│１９１７│ │ │人民日报 │四十九 │跳河│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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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毓泰│１８９１│中国公学│美国│南开大学 │七十七 │自缢│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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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荣│１８９８│ │美国│中科院地质所│六十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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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１８９３│ │ │四川政协 │六十九 │不详│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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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慧殊│１９１９│ │ │上海戏校 │四十七 │自缢│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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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珠１９２０│ │ │上影 │四十八 │跳楼│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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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以群│１９２０│ │日本│上海文联 │五十五 │跳楼│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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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群│１９12 │ │日本│重庆大学 │五十四 │割腕│ １９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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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 │１９１３│ │ │ 新华社 │五十五 │不详│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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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盼遂│１８９６│山西大学│ │北师大 │七十 │不详│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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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羽翔│１９００│北京大学│ │山西大学 │五十七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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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１９０３│ │ │北京图书馆 │七十三 │自缢│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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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而已│１９１５│ │ │上影 │五十五 │自缢│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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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绶松│１９１２│西南联大│ │武汉大学 │五十七 │自缢│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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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 │１９１９│西南联大│ │华东局宣传部│四十八 │跳楼│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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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名│１９０２│天津女 │法国│云南大学 │五十六 │投河│１９５８┃
┃ │ │子师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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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春│１９１６│中山大学│美国│北京大学 │四十三 │自缢│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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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１９２４│西南联大│ │四川文联 │四十三 │跳楼│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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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１９０７│ │ │中央党校 │四十五 │不详│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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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１８９４│ │ │苏州博物馆 │六十七 │跳井│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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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海│１９２７│北京大学│ │中国作协 │四十 │跳河│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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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秋江│１９１０│ │ │天津统战部 │五十七 │不详│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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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和杜尔凯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说杜尔凯姆作为社会学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常常难以说明整体状况，而只在具体到某一自杀个体时，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比如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比如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85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都是前后自杀的。
从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上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它至少说明了几种情况：
A、这个时代的整个气氛，对于知识分子已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没有给知识分子留下缓冲的机会。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在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在外国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突然改变生存环境，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还有就是那些在1949年之际，本来可以选择在外生活，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多数也走上了自杀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不同程度欺骗而从美国和欧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华侨学生当中，自杀的人数也占相当比例。个人对自己早年选择的反悔性和受骗后的复杂感情无法找到寻宿。
B、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而且因为持续时间特别长，形成整个社会心理的普遍厌世之感，也是这一时期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C、政治运动超越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个社会当中充满阶级对立，而极少人情，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身心都极其脆弱。当时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受到很大破坏，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渠道可以释放。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使正常的家庭、亲戚、朋友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人人都有孤立无援之感。
D、五十年代以降，因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社会普遍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从已看到的自杀案例，可以发现，在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并没有放弃了对他们的批判，他们多数是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86高层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毛泽东曾对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在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几个相对集中的自杀群体是：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
西方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传统，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87
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88可见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
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改变生存条件是在肉体和物质上折磨知识分子，因为常年在一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就无法忍受，当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国的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最偏僻的乡间，使多数知识分子在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
遣返故乡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成名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乡间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选择了赶回老家去的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多数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农村，回到贫下中农面前)戴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回到从小生长的环境里，让故乡的前辈、亲戚、孩提时代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罪行，这对一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打击是很严酷的。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的最终出路产生了影响。
从上表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杀时间中，以1952年，1957年和1966年为三次高峰，知识分子自杀高峰的出现，和1952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以及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对自杀者情况进行过调查：
1.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
2.自杀的方式(跳河、楼、烟囱、海、井、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等)。
3.自杀的直接动机。
4.自杀时所在的具体单位。
5.自杀时的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
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
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
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
9.自杀时的具体年龄。
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
11.自杀者家族有无自杀病历。
12.其它特殊情况。
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A、自杀方式中，以最简单，但自杀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上吊为基本方式，这也表明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杀时的绝望程度。从一般自杀方式看，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式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如在已知的大量自杀者中，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以上海为多。当年自杀的高级官员，以服安眠药的方式为多。其它自杀者多选择自缢和跳楼，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这种自杀方式的单一化，正反映了自杀者唯有一死的心理。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济；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89
B、自杀者的年龄中，除老舍六十七岁，饶毓泰七十七岁，卢作孚六十九岁，王重民七十三岁，周瘦鹃六十七岁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龄约在四十五、五十五岁之间，尤以五十岁左右为高峰。这个自杀者的年龄告诉说明，在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这个年龄通常是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判断指针，所以此年龄段自杀者集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C、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个职业特点，符合“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D、在这些自杀者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
E、自杀者中，还有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文革”开始后，张宗颖也是和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的。婚姻状况是观察自杀现象的一个重要指针，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夫妇自杀人数者中，多数是婚姻状况良好的。
F、从已知的情况分析，绝大多数自杀者都没自杀遗传病史，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问题，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关。这一点，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三、最后的结论
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现像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毛泽东时代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现象，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在研究1949后以后的中国文化时，对新政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要给予特别注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
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特别对那些与自杀现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有所保留。因为1949年――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相关领域中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突然中断，这在很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知识领域进展，由于精英自杀造成的空白，自然会由二三流人才来添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许多知识领域后来的发展水平。如著名化学家高崇熙自杀以后，无机化学这一门学科学没有带头人了。这样的情况，在其它学科也不同程度存在。
注释：
1、2、3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页66、68、70（友联出版社，1952年11月，香港）
4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页3（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 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阜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6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页224、225、235、258，259（时代批评社出版，中华民国五51年6月，香港） 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道的，这也是延安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此事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说：“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4期页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
8、10、11、12、13、14 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页350——353，（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4月，香港）
9《内部参考》页16，（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北京）
15 朱正《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斗争》（《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
16 从维熙《走向混沌》页6，（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
17 黄秋耘《风雨年华》页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
18 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页3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北京）
19 黄成勇《访冀汸》（《博览群书》1997年2期，光明日报社，北京）
20 《内部参考》页24，（1957年2212期）
21 《内部参考》页58，（1957年2225期）
22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 1997年7月10日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二十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的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中的清队中，自杀的有十八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四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五十九人。上海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四十一人自杀。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十四人自杀。陕西安康县“一打三反”中的二十人自杀。（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222、223、225，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1968年当时北农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前后共有３６个人自杀。（点滴《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华夏文摘》242期，美国）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挡案。
23 1998年12月12日8版《文汇读书周报》（上海文汇报社，上海）
24 赵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2000年第1期《炎黄春秋》12页，炎
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北京）
25、89 季羡林《牛棚杂忆》页74、7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26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页202、20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北京）
27 张中行《流年碎影》页401、5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28 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说》，（《文汇读书周报》 1997年3月22日3版，文汇报社，上海）
29 艾晓明《血统》页351，（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广州）
30 程念 著、苏帆 译《上海生死劫》，（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北京）
31 章廷桦《同窗钱瑗》，（《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文汇报社，上海）
32 、33、34、35、36来源于王友琴主编“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
37 孔令朋《今生今世》页245，（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
38 《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39 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 《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学纪事》下册页652、658、675、676）。
47 顾训中《想起了顾圣婴》）（ 1998年3月23日《文汇报·笔会》第8版，上海）
48 《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提供。
50 刘自立《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
51 黄世瑜《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汇报·笔会》12版，上海）
52 者永年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 1998年，转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6版，上海）
39 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 《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学纪事》下册页652、658、675、676）。
47 顾训中《想起了顾圣婴》）（ 1998年3月23日《文汇报·笔会》第8版，上海）
48 《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提供。
50 刘自立《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
51 黄世瑜《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汇报·笔会》12版，上海）
52 者永年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 1998年，转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6版，上海）
53 向继东《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先生的两本书》，（1998年12期《博览群书》，光明日报社，北京）
陈四益《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花城出版社，广州）
55 唐振常《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 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上海）
56、57、58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页157、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上海）
59、60 高建国《顾准全传》页588，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上海）
61、6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24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63 赵园《另类》，（《天涯》杂志2000年1期页80，海南作家协会，海口）
64、6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提供。
66、67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7、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上海）
68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页11，（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上海）
69 卢叔宁《劫灰残编》页6，（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0 《杨兆龙法学文选》页50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1 杨团《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老照片》第14辑页44，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
72 散木《丁则良先生》），（《博览群书》2000年7期页52，光明日报社，北京）
73、74、75、76 南开大学教授张汉如先生提供。
77、78、79 来源于“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79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来往的文人》页127，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上海）
80 谢蔚明《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页52，山西省作家协会，太原）
81 陈劲松《魏京生传》页63，（太平洋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5月，香港）
82 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页31、32，（明镜出版社，1996年12月，香港）
83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宁宗一先生、中国作协陈丹晨先生提供。
84、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中译本）页128、174、20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杭州）
85、87、88 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页23、27、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86 转自《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丁抒文章。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于香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