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诬陷北大教授章廷谦
◎ 王友琴

 

● 编者按：北大名教授冯友兰文革中揭发章廷谦教授是国民党官员，致使章家破人亡。文革后钱钟书访美谈到此事，后来竟遭到冯女逼迫「认错」。而北京传媒至今不能主持公道。这是当局掩饰文革罪恶造成的啧啧怪事。

二○○九年十一月，我接到来自北京大学的一封电邮，第一句就是：「王友琴开罪了冯宗璞」。据告，冯宗璞给北大一位老领导打电话说，杨绛已经说了，钱钟书没有说过冯友兰揭发章廷谦，王友琴不能再指责章廷谦家人因此受害。

冯友兰之女指控钱钟书造谣
十一年前，一九九八年，北京和上海的报纸报导，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的女儿冯宗璞指控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时造谣诬蔑冯友兰在文革中坑害朋友，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出面回答，钱钟书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冯友兰。

　　我恰巧了解这件事。我研究文革历史多年，做过大量的调查，正好认识听到钱钟书说这话的美国学者。我知道：第一，钱钟书确实在美国批评过冯友兰在文革中的劣迹。一九七九年他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次谈话，用的是英文，回答听众提问时，他说起文革中知识份子普遍受到迫害，但是也有知识份子表现不好，有人揭发同事，造成同事家人死亡。他举的例子就是冯友兰。第二，钱钟书所说是真事。第三，在北大发生的一系列迫害和恐怖，其实比钱钟书所说更严重。

事情原委是：冯友兰揭发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曾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章廷谦不承认。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掌管北大的「工宣队」在东操场召开「第三次宽严大会」，在全校一万师生面前，宣布对章实行「抗拒从严」，「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场扣上手铐，塞进停在场边的吉普车。

在这样的高压下，北京大学一大批教员职工被迫纷纷认罪，比如中文系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要炸北大水塔。章廷谦的一个儿子因此自杀；妻子也脑溢血瘫痪，再也没能起床。后来北京大学军宣队把他们在北京大学如何「深挖」出一百零二名「阶级敌人」写成长达两万字的「经验报告」上呈，毛泽东批示「照办」，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放全国。

北京大学有六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人受到身心重大创伤。但是直到一九九八年，那些在北大直接领导和实施迫害的人，没有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向被迫害者说「对不起」；而在美国批评了冯友兰几句的钱钟书，却被强迫登报道歉认错。关于文革中的罪与耻、法律与道德、是与非，仍然颠倒错乱，令人担忧。

冯宗璞丈夫逼迫钱家认错签字
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病重住院（他在当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他和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瑗去世不久；杨绛当时八十七岁。她的朋友说，冯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比杨绛年轻廿六岁），带着预先写好的字据，来到钱杨家中，要求钱钟书一定要在死前签字，要么说他没有在美国讲过关于冯友兰的坏话；要么承认他讲过的话是诬陷并认错。杨绛不能任由蔡仲德吵到医院去，只有否认钱钟书曾有此说，以「息事宁人」。蔡仲德还到章廷谦的长女章淹（北京气象局退休工程师）家中，要求章淹在指控钱钟书造谣的字据上签字。章淹拒绝。

我二○○四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中，写到北京大学的「宽严大会」以及章廷谦拒绝承认冯友兰揭发的事情而被「从严处理」。那本书以受难者为中心，对事件的描写不够详细。二○○六年，曾告诉我此事的北大教授林焘先生去世。我应邀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及此事。赞扬林先生把他屈服说假话的经历告诉一个后辈学生，在道德上是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我也感叹，一九九八年的报纸只探讨钱钟书是否在美国批评冯友兰，而受害的章廷谦和更多的北大受难者，却被忽略不提，无人问津。

看到这份「开罪了冯宗璞」的电邮，我意识到冯宗璞现在想要我来做「杨绛第三」了。说「第三」，是因为她曾声称，何兆武先生在自传《上学记》里批评冯友兰，今年已经认错，出版此书的三联书店也已派人向她道歉了。

冯友兰文革的作为有目共睹
　　跟冯宗璞辩论是没有意义的。一九六九年章廷谦被「从严」时，冯宗璞已经四十多岁，而且住在北大教工宿舍她父亲家中，所以她了解北大校园里发生的大量迫害和死亡。她向钱钟书、杨绛发难，不是因为她不了解事实，而是由于她对迫害、罪恶以及他人的生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及道德标准。她能在报纸上掀起要说出事实的人道歉的风浪，则在相当程度上是钻了多年来文革的惨痛历史未能报告的空子。一名采访过冯宗璞并正在帮其编辑新书的青年学者说，作为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生的人，不知道有过章廷谦被「从严处理」，也不知道北京大学有过六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这位青年学者给我写来电邮，标题是「请告诉我真相」。

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群体性迫害」，即被迫害的人，不是个别的，而是很大的群体。文革的迫害规模，和希特勒、斯大林所作可以类比。但是文革在手段方面有不同处，最主要的一项是「群众专政」。因而，专政对象不是被送往遥远的「古拉格」，而是关在本单位的「牛棚」里遭到折磨。 「阶级敌人」不是送往毒气室，而是在本单位的「斗争会」上被揭批、侮辱甚至毒打致死。迫害人的人，也并非专业的行刑队，而是受难者的学生、同事、熟人，甚至朋友。也就是说，文革不但迫害了无数受难者，还把无数人变成了迫害他人的人。这类参与过迫害的人，在文革后并没有受到很多责备，他们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忏悔。对于冯友兰的揭发，确实有较多的议论，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文革鼓励甚至强迫人揭发别人，因而揭发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但是揭发的言论和事实有真有假，因人而别。毛泽东死后，章廷谦在一九七六年底得到平反。那时北大当局承认他没有当过「区党部委员」，而且西南联大文学院也没有设立过国民党支部。冯友兰揭发的是不存在的事情。

二、「揭发」是否会直接危害对方？也有区别。 「斗争会」上每一个人都高喊「打倒×××」，或者被迫写些鸡毛蒜皮的事以应付过关，这种揭发通常不会给人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但冯友兰揭发章廷谦带来的危害却是直接的。

三、冯友兰在文革后期进了「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直接受毛泽东的秘书谢静宜领导，在「批林批孔」中写了很多指导性文章。他参加「梁效」是上面指定的，但是他在其中相当主动积极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不但参与写作命题文章，而且还额外写了一些旧体诗赞美文革，写诗不是上面派给的任务。冯友兰这一种自我选择的行为在文革后曾遭到鄙视。

「梁效」写作班子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人民日报七四年一月廿一日），不但对秦始皇大加赞美，并且直接把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镇压反革命」等同，用以赞美文革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从历史的高度来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体性迫害与杀戮。冯友兰当然明白那时候鼓吹「焚书坑儒」意味着什么。他自己在六八年被关「牛棚」。他身上挂着尿瓶子（因为病）还被拉去「斗争」。在他家旁边，就有物理教授饶毓泰，历史教授翦伯赞及其夫人戴淑宛被迫「自杀」身亡，还有哲学教授冯定「自杀」三次幸而未死。

北京知识界批评冯友兰，远不止钱钟书一个人。这种批评不是文人相轻。因为其中含有严肃的道德思考，只是这种思考从来没有机会发表。实际上，冯友兰揭发章廷谦的事，笔者最早是从北大校外的一名老记者那里便已获悉。这位记者还说，写文革历史，应该把冯友兰写入「贰臣传」中。

《贰臣传》是清代乾隆皇帝编写的一部书，记录的是从明朝投降清朝的官吏。老记者不是简单地说冯友兰是从一个朝代投降了另一个朝代，他的意思是，冯友兰从他早年所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投降了文革的迫害理论。这种「变节」不是关于对皇帝的效忠，而是事关持守的道德原则。

现在对文革的认识，在事实方面都很乱，更难深入到道德层面。然而，这是早晚要做的。冯友兰对章廷谦的「揭发」可以成为一个研究专案，不但对了解文革的机制，而且对当代知识份子建立个人的道德准则，都会有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