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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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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第3期的《收获》杂志上,我读到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灵魂的石头》,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后,我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怀念文字,当然这与作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女儿,万方是理解自己父亲的,她用真诚的心灵,写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我以为从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两个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不光是他们在文学上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二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虽是两种结局,但内心深处的悲凉是一致的。

我曾听到一位曹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过曹禺在清华的一些旧事,这位老人对曹禺在文学上的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个性却留有余地。我理解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触发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几件让知识分子不理解的事,尽管只是写几个字,签个名之类的小事,但由于他出身清华又多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这失望,读了万方的文章,人们又会多少能体味到他晚年的处境,其实他晚年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无论是50年代的《明朗的天》还是70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让人感到这不再是当年的曹禺了。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472页)。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对于朋友和晚辈的批评,曹禺是从内心接受的,而且他还把黄永玉给他的信装裱成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在他生前终于没有得到爆发,他在平静中怀着痛苦离去,据说他本来还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没有再给他这一次机会……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从冯友兰、钱端升到曹禺、钱钟书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彻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殊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但40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说起:我已经80多岁了,90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多岁的老人,难到还要非等那个90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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