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里记叙一个美好知识分子家园遭受病魔毁害，记录一段缘定三生的学问情缘，记下一位深情丈夫和孝顺女儿，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位内心海洋般丰富深邃却又无比坚强的妻子母亲……
近读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知道了杨先生几件有趣的事。
一往情深费孝通
首先是她和费孝通的“往事”。费孝通比钱钟书更早认识杨绛，晚年还自认杨绛是他第一个女朋友，引起哗然。杨绛说：“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让他们炒去好了，别理它。”
原来费孝通一早暗恋杨绛，杨绛与钱钟书交往之后，给费孝通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费从燕京跑来清华找杨绛“理论”，说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其实早在杨绛和钱钟书结交之前，费就问杨：“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从这里可见，还是大学女生的杨绛一早就显示出她那种果断坚定、绝不拖泥带水的性格，这个性格贯穿她的一生。费孝通虽然失望，也只得接受。他后来跟钱钟书也成了好友。钱钟书去世之后，费去拜访杨绛。杨先生送他下楼时，特地交代：“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但费孝通还是一往情深，不时要送书送花来给杨绛。大概杨绛觉得该谢谢费孝通，有一次，让吴学昭陪她去费老家小坐20分钟，费老高兴得什么似的，“兴奋得谈个不停，定要留饭”，但杨绛不留下来，心意到了就告辞。
钱钟书是杨绛的初恋男友，反过来也是——杨也是钱的初恋女友。吴学昭问：“您和钱先生从认识到相爱，时间那么短，可算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吧。”
杨绛否认：“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原来钱和杨的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的3月，地点是清华园古月堂门口。杨对钱的第一个印象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但当时她听说钱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定了婚。
初次见面之后，钱写信给杨绛要求谈谈。杨赴约，钱带杨去工字厅，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角，斜对面坐。这次会面，对杨对钱来说，都是关键性的。钱对杨说：我要说清一个事实，我未订婚。而杨也告诉钱，她并非费孝通的女朋友。
相知相守《我们仨》
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对出类拔萃的青年男女，肯定是互生好感，否则的话，怎么会初次见面就谈这样私隐的问题？我们也佩服钱先生的眼光和勇气，因为如果迟疑或害羞，也许就少了一对当代最完美最值得羡慕的鹣鲽情深的学者夫妇。对他们两位来说，假如做不成夫妻，损失更加巨大，你能想象钱钟书没有娶杨绛，而杨绛没有嫁给钱钟书吗？
1982年，杨绛正在欧洲访问，家里只有钱钟书、钱瑗父女。钱瑗对爸爸说：“咱俩最哥儿们了，你倒说说，你个近视眼怎么一眼就相中妈妈的？”钱先生答：“我觉得你妈妈与众不同。”钱瑗又问：“怎么个与众不同？”爸爸不再作答。其实，杨先生一生所为已是最佳答案。
在《记钱钟书与围城》里，杨先生说钱钟书：“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幅绝佳的夫唱妇随图。跟有当代第一才子之称的钱钟书“唱和”哪有那么容易？杨绛却绰绰有余。从某个角度上讲，杨的才气不下于钱。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夏衍就对李健吾说：“你捧钟书，我捧杨绛。”施蛰存高度赞扬《洗澡》语言的“流利纯洁”，还说：“《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王德威讲得最中肯：“《洗澡》是一部中国杰出的作品。它怀着希望和恐惧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杨绛运用她善反讽和妙语的风格，描述遭受挫折的男男女女试图在新社会秩序下寻找着落那个时代，即使觉察到政治狂热和人性残酷，也从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
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杨绛的文字都是第一流的，精致典雅高远。她从不用浓墨，不显山不露水，不矫情不做作，看似淡淡的，似无还有，却意在言外。若细读，就愈读愈有味道，很耐咀嚼。钱钟书当然也深知太太的才学，他对李慎之说：“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没人能学。”钱钟书情不自禁称赞杨绛，被王辛笛笑他有“誉妻癖”。
文如其人。不仅文字低调，杨先生人也特别低调。低调不难，才华横溢而能低调者就很难。因为低调，她可以独善其身。夏衍在杨绛80岁生日写给她的“贺寿诗”说得好：“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辞”。
《听杨绛谈往事》，你会觉得杨绛其实是《我们仨》里的主心骨、顶梁柱。例子很多。好比抗战时期日本宪兵来抓人，杨绛沉着应付，假装倒茶，三步两步上楼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家里发生火灾，钱钟书和女儿吓得大叫，杨绛却能在紧急关头用尽一切办法把火灭了。70岁的杨绛能够“端来一张小桌子，上面加一只凳子，又加一只小凳子”，利索地爬上去修理灯管。杨绛还善编织，《我们仨》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亲手织的“温暖牌”。一次，杨绛要捐掉一件钱先生的旧毛衣，钱双手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98岁的杨先生回忆说：“我待钟书，慈母的成分很多。他从小嗣出，没有慈母，伯伯对他好，究竟是男人。这对他性格的形成，很有关系。”
当然，最令读者揪心泪下的还是年前杨先生自己写下的《我们仨》。书里记叙一个美好知识分子家园遭受病魔毁害，记录一段缘定三生的学问情缘，记下一位深情丈夫和孝顺女儿，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位内心海洋般丰富深邃却又无比坚强的妻子母亲……
章诒和将康同璧比作“最后的贵族”。康有为只是一介书生，并无贵族血统，康同璧只能是“精神贵族”。如果章诒和的“最后贵族”是康同璧，那么，在我心目中，中国最后的精神贵族当杨绛先生莫属。
2019-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