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王友琴《“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引发强烈反响，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打过的老师道歉，老师非常感动，对“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学生表示理解，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是当时形势所致”。
假如我是红卫兵，在求得宽恕之后，作为“受害者”，是不是也该有人来向我道歉呢？教书育人，学生的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老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惨剧的原因归结为“形势所致”，这个“形势”是怎么形成的？ ( )
有时，距离太近反而会更加盲目。事件亲历者要洞悉过错的实质，避免悲剧重演，必须梳理引发悲剧的责任。止步于个人的忏悔和道歉，将国家、民族的悲剧简化为“形势所致”，显然远远不够。
梳理师生的责任，不是为始作俑者减轻或分担责任。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教育责任并非无视就不存在；领导责任，也不是谁想分担就有资格分担。权责相当，不负责，谈何权？“发动群众整群众”的人有责任，甘于被发动、具体实施害人的群众就比婴儿还干净？以为自己毫无责任、完全无辜的“群众”，可能还会害人害己。
小时候，看过一本阿瑟·库斯勒以苏共大清洗为背景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主人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和荣誉，对他人的不公正审判负有重大责任，成了自己热情参与的运动的牺牲品。真相是如此残酷：没有谁完全无辜，受害者是他们自己和其他受害者的刽子手！有可能保护你的人已经在你的谎言或明哲保身、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被干掉了，当你蒙受冤屈、棍棒加身的时候，谁站在你的一边？
红卫兵不是空降兵，这些未成年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何以兽性大发，殴打、虐杀平日里他们尊敬的师长？从小学到中学，师长给他们灌输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教过他们人权、法治方面的知识没有？谁在孜孜不倦地教育孩子们要不假思索地“听话”，听老师的话，听家长、领袖的话，红卫兵难道不是“听话” 结出的罪恶果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敢教，好，都想随大流，就都被大流吞没；都怕当出头鸟，结果都成了出头鸟。
任何国家的老师都不会教学生打老师，但是，红卫兵接受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害无辜、正确分辨善恶美丑的教育吗？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对自由和人权的理解，教育者有何贡献？红卫兵的出现，传统、政治因素之外，学校教育该当何罪？
中国有个奇特的现象，灾难过后，人人都是“受害者”，回忆文革苦难的文字汗牛充栋，个个睁着比婴儿还无辜的眼睛，在选择性记忆里挣扎着“寻找家园”。本无钥匙，谈何“我的钥匙丢了”？黑夜给你的黑色眼睛，不可能找到光明：顾城的人生悲剧成了他的诗句最贴切的注脚。
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大和魂”、“效忠天皇”、“爱国主义”将日本爱成一片废墟，大和陷遭灭族，战后日本人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老师带头拒唱国歌、拒绝向膏药旗敬礼，领导若不想先走（辞职下台），千万别提什么该死的“爱国主义”。当今日本，若有另类教师宣扬“爱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把政府和祖国、民众分得很清的学生，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思议：“爱国”就是法西斯主义，真正的爱国是不给政府伤害人权的机会。甚至右翼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以爱家乡来“曲线爱国”。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很难被“形势”左右；能被“形势”左右的学生，恰恰证明学校教育的缺失。师生都是“受害者”，都把原因往外推，谁是加害者？喇叭震破，没有亿万普普通通的你我他的围观、盲从和狂热参与，根本无所谓“形势”。
我想，最该检讨的还不是红卫兵，而是我们的制度、文化和教育。一些“过来人”的回忆和忏悔之所以味同嚼蜡，就是因为缺乏反思的深度，道歉和宽恕都显得无比单薄。涉及未成年人的悲剧，成年人都有一定的责任，只是责任大小而已。梳理传统、时代与人相互作用的悲剧的根源，普及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公民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才是避免红卫兵现象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重庆火炬传递惊现“红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