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哭丧妇
（为郭道晖先生《回应冯虞章的“挑战”》助阵）
魏紫丹
郭先生回应的“冯文”是《评郭道晖挑战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文章》， 冯虞章、刘元亮执笔（清华大学离退休老同志理论学习组讨论），发表在《环球视野》2010年8月23日第304期。
郭先生回应道：“冯文的立论使读者仿如再度置身于文革时期打‘语录仗’的氛围，只见大量搬用领袖的言论，并虚设一个绝对正确、不容‘挑战’的思想大前提，然后据此来衡量历史是非，批判任何异见，歌颂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伟大’‘成就’。通篇文章却极力回避晚年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被整死饿死），数以亿计的公民、干部挨整或受株连，无数人家破人亡，以及文革导致国家面临经济崩溃边缘，党已不党的危局。冯文的作者作为哲学教授，似乎忘记或拒绝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场哲学思想大讨论的结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之类的思维，对过往岁月中人民遭受晚年毛泽东为总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巨大灾难损害，对那段空前惨痛的血与泪的史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继续歌颂、神化其人及其错误思想，并以它作为大棒打人和作为幻景愚弄人。请问诸君，你们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作为党员的良心何安？”
一个芽子在疯长。它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展示出一切新生事物的欣欣向荣的姿态。难道芽子还会不是新生事物吗？如果拟人化，则不能说他是墓生儿。因为墓生儿诞生时父亲已经死了，母亲毕竟还是活人，而芽子的母体却是一棵死了的柳树。另外，暮生儿也可能会长寿。而它却是坎倒在地的一段枯死柳树上的“死柳犟出芽” －－“生于雨淋、死于日晒”，这就是这个芽子的生死“八字”。它时运不济，宛如秋后的蚂蚱－－总也蹦跶不了几天，别看眼下蹦得欢。
冯文像政治癌细胞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那般疯狂，拿“严重违纪”、“反党”等大帽子来扣人，以“政治责任”来威胁作者及其文章发表的刊物《炎黄春秋》。并从三方面祭神招魂：一，十七年的丰功伟绩；二，毛泽东的伟大思想; 三，毛泽东的伟大业绩。进而诅咒作者竟不顾形形色色的“两个凡是”、果敢地阐明真相。这么洋洋洒洒一篇大论，却对文化大革命一晃而过。的确是一晃而过、存而不论。双方文章议论的焦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决议》就根本不用作了。再者，毛自认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如果不讨论文化大革命，就只能讨论半个毛泽东。顺着鼻中隔切开，论半拉、留半拉。
无可否认，冯文的确也有苦衷，如果自己用文化大革命来美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下面，凡是斜体字，都是引用的冯文），同时诬蔑别人是对毛泽东大泼脏水；那就会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郭先生所指斥的冯文“良知何在”、“良心何安”，在冯等人身上表现得就没有了底线。现在，冯文不敢像毛泽东那样理亏气壮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总还算是没有丧尽天良，没有肆无忌惮地把坏事做绝。
这就是他回避文革这个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的沉重话题，避重就轻、就反右运动主犯邓小平抵赖历史罪责的“语录”以披虎皮、扯大旗的缘由：那些狂热反毛的人，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诬蔑为“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诿过于人”的“整人”狂。他们常常拿整风反右等问题来说事，炮制出从整风转到反右是“预谋”论、“权术”论等谬论来蛊惑视听，对毛泽东大泼脏水。
其实拿文革说事，就不用大泼脏水了，毛本身自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脏水淋漓。冯文自作聪明，以为拿反右说事，就可以昧着良心，欺骗世人，为主子涂脂抹粉了。可惜邓小平不仅不能一手遮天，而且自己也坐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等待受审。知情人犹在，单说百万名右派苦主中也还有几千个幸存者。冯文信口雌黄，狐狸尾巴就会被抓住：当年从整风转向反右，是根据情况变化、从实际出发的必要决策，还是所谓早就“预设”的整人“阴谋”？只要冷静的分析一下历史的具体过程，就不难厘清这个问题上的界限，也才能真正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整风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决定要整风，并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是真诚的，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大量的材料表明，整风的问题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时就开始酝酿了。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集体的认识完全一致。其时发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领导集体更感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迫切性。这一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宣布：“我们决定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把整风说成是为“整人”而预设的“阴谋”之类的谬论，完全是恶意的无稽之谈。
谁也不能单凭红嘴白牙，徒托空言。好！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稽一下。只有寻求到如下三个问题的真相，才能确定它是有稽之谈而不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要整风？为什么要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为什么要从整风转向反右？
一，为什么要整风？
1，说在“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集体的认识完全一致”，这倒完全是恶意的无稽之谈，而且还是自欺欺人之谈。
因写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引蛇出洞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功，受到毛泽东表扬、并请他吃饭的王若水先生，说：“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二，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 “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新发现的毛泽东 》第293 页）这么大的不一致，冯文竟假装看不见，并想一手遮天，蒙骗今人；怎能说不是心劳日拙、自欺欺人呢？
其时发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领导集体更感到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迫切性。——这用来说明刘少奇对整风所抱的态度犹可；对于毛泽东则不可，只能说是引起他“反右派斗争”的杀机而已。
试看当时刘少奇的作为。根据王光美的回忆,她跟着刘少奇曾沿着京广线进行了实地考察:
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河北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同志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罢工、请愿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
石家庄基本建设局的李德仁同志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的情况，涉及14个单位的500多人。
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闹事。当地政法机关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将带头的人抓了起来。
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座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
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问题他们就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根据黄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
2，整风一定应该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目的
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决议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是这样，毛泽东那“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一套拿手好戏，将无法施展，更因为他那“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政治野心－－斯大林已死三年，实现当世界人民领袖的夙愿，此途也远非捷径。用《矛盾论》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只有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矛盾，他毛泽东才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主导矛盾的发展。王光美说：“八大是9月27日闭幕的。……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同上）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上记载：“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页123）事实确证，毛泽东一天也没有同意过“八大”的决议，自始至终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对比刘少奇，试看毛泽东是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吸收波匈事件的教训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工商界资本家进行了实质上的掠夺,并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之后,国内形势更形紧张，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人民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日渐增多和激烈。
毛说：“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51）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 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 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 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 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 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 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同上，页332-334）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同上，页352）
除了杀气腾腾，这里哪有什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迫切性的影子呢？固然，这一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宣布：“我们决定（原文是“准备”——紫丹问冯文：为什么你篡改为“决定”？）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可就在这句话所在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上一页——326页上，他刚说过：“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而他说的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階級的东西。我们黨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階級身上。”（同上，页467）说来说去,整风还是要整资产阶级，这个账要跟资产阶级算。这就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整风反右,一前一后,前为诱敌深入,后为聚而歼之，都是对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所说的“我就提出整风”的实质。
二，为什么要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决定要整风，并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是真诚的。要想证明：是真诚的还是阴谋？首先要弄明白，自己整风为什么一定要死乞白赖地把别人扯进去呢？其次，毛为什么不依靠、反而坚决撇开工农基本群众，而单单要依靠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人士、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这些词在当时人们总是混着说的）帮助整风呢？再次，毛对党内的秘密讲话与对党外的公开讲话为什么全是阴一套、阳一套——两套水火不容、针锋相对呢？
1，首先令人咄咄称怪的是，一个政党自己要整风，自己整就是了。为什么却不是把得力措施用在对内使劲儿上，反而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地把重头戏安排在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上呢？这怎么能与《矛盾论》的作者十分强调地主张的“内因为主”的原理对得上号呢？难道这表明毛泽东反悔到自己过去强调“内因为主”太过头了吗？看来实际上不是，而是醉翁之意不在整风，在乎请党外人士“帮助”（！）者也。这是很反常的事，其中必有文章。天气反常，预兆着天灾；人事反常，预示着人祸将要降临！让我举出著名学者吴宓教授和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的一次交谈来说明之。当时,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叹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心香泪酒祭吴宓》页326-327）
2，怪上加怪的是：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 群众的监督, 人民团体的监督。” 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 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 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 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 散见第136-212等页)。既然毛认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 群众的监督, 人民团体的监督” ； “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那为什么又把劳动人民排斥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大门之外呢？偏偏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而他又明明知道知识分子的意见“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可见,毛泽东后来的通过鸣放让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是要 “斗”出 “从右的方面出发的”意见来的。这一点,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后续步骤是阴谋或阳谋,只不过是不同的说辞而已。实质是从早先到最近,毛一直怀有 “预谋”这一事实,已为（后面我还会列举出的）史实所确证。不然，毛为什么会在请求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上，竟表现出终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反常态的“两大出奇”——对知识分子甜言蜜语、笑容可掬、千呼万唤、诚恳得出奇；对工农群众弃之若敝屣、冷若冰霜、不屑一睬得出奇呢？这时候他毛泽东就真正成为他正在批评的人了——“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3，怪而又怪，怪上加怪又加怪的是，毛泽东紧锣密鼓地表明再真诚不过的那个态度，简直是感人热泪盈眶；而事后又让人作呕。
第一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报告,毛做作得是多么地细声嫩气呀!(这一篇,在《毛泽东选集》五卷上,正好安排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如果不是事后对这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进行了篡改,两篇文章将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和辛辣的讽刺,以致把毛的嘴脸扭曲和撕裂得不成样子啊!)全部报告,简直能把人感动得不禁涕零之至!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回忆: 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我听的是传达稿。有幸听到录音的著名文学家傅雷对毛的谈笑风生、甜言蜜语,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 (《傅雷家书》页158)
如果把毛泽东这次开台锣鼓式的讲话,比作是一鼓作气,那么,三月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就是再而不衰;四月底的天安门城楼接见,就是三而不竭。如此这般，猴不上杆直敲锣。毛心惟危，凶险叵测。
4，1956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大地震，波兰，特别是匈牙利，知识分子、大学生，联合工人，举行起义，纳吉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苏联撤军、走芬兰中立化道路。这要是抹上中国特色，就是要反对“党天下”，反对“一边倒”。毛尚未号召党外、帮助党整风前，对党内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著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34）随后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就是因为“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定要“蚂蚁出洞”、“乌龟王八都出来”，要诱着他们“吭声”的嘛！“吭声”就是鸣放。这就是毛自称的“阳谋”，实即“阴谋”。
在争论的问题中有一个奇怪的共性：凡不赞成“阴谋论”的，只要据实论证下去，就必然反而导致“阴谋论”。这已屡见不鲜，谨再以王若水为例以明之。他说：“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 》第275页）王随后在第293页又说：“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 ‘反右派斗争’的杀机。”
好一个 “杀机”!先一年有 “杀机”， 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 “急转弯”呢？
由 “杀机”论导致 “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 “杀机”，后来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 “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 “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 “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 “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 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 阴谋诡计的词语——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溟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 “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
好一个 “杀机”!先一年有 “杀机”， 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 “急转弯”呢？
由 “杀机”论导致 “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 “杀机”，后来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 “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 “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 “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 “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 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 阴谋诡计的词语——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溟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 “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
上面我举出的那些阶级斗争火药味很浓的话，是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是绝密，现在公开了，就在毛选五卷上。“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同上，页414) 反右不就是照此办理吗？“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同上, 页338） 交待党内：“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同上，页339）
在公开的场合，则是一套引蛇出洞的话语。以在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原话为例：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与跟省市自治区书记刚讲过的话相比,这里没有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而是说 “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也没说阶级仇恨和大学生多是地富资产阶级子弟;还没说让他们放臭屁,后发制人……而是说 “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若与事后的说法和做法相比,就更显出其虚伪、残酷、无耻到了罪不容诛的程度。事后说: “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 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同上,页432)
事情又是这样做的: 真正在反右前后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即 “汉阳中学事件”中枪毙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谬之极矣。然而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许多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很可能哪一位文人就是看了此类报道，在今天仍然抱着僵尸的大腿“有根有据”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论的。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但三个死者是无法复活的。难道这就是毛所说的处理学生闹事的 “四条办法”吗?即小见大, 毛按其需要虚构出的 “汉阳县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个反右运动的一只麻雀。
三，为什么要从整风转向反右？
反右真相之所以需要还原，是因为官方居心要掩盖历史罪恶、隐藏与消灭原始资料、篡改事件本来的样子，以误导世人。又因为，“起因”关系着事件的本质，所以，要“宜细不宜粗”地加以解决。著名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烈士的弟弟遇罗文凭着自己的直感，说：“我一直认为，反右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不是毛泽东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的。因为前几年的镇反运动就消灭了大批有可能对毛氏政权不满意的人，反右只是这种政策的继续——方式有所区别，目的都很明确——剥夺这些人的说话权利。”（《反右研究文集》页24）薄一波的回忆录为此做出旁证：“反右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反右派就是肃反’, ‘新式肃反’,是 ‘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622页。）这一点，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 “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23页)
张轶东说：“我认为，不可低估赫鲁晓夫在1956年前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秘密报告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其实，远从1930年的富田事变起到1955年的肃反为止，毛泽东一直是依靠高压和血腥夺得和维持他在共产党内、红区和国内的统治的。但是在那一时期，他的这种统治和统治方法，是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体制为依靠的，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斯大林这么一个上帝。而在当时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共产党中，都有一个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声雷，1956年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彻底推翻了斯大林这一尊神。这部只是否定了斯大林个人，而使丛道义上、理论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国家内有一个至高无上，集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于是在所有共产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小斯大林们纷纷受到冲击，波兰的布鲁特急病交加，没回到华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该国人民十月起义中被推翻。我本人因当时身在前苏联，对赫鲁晓夫报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体会，这是当时在国内和西方的中国人所感觉不到的。”
“其实，前苏共20大对毛泽东的致命打击，还是从理论上否定了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共产国家内，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领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页56）这最后一句话，简直太中肯綮了！此外，我再补充一句：毛怕人们在斯大林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更加疯狂地残害“阶级敌人”和党内异己的血腥罪恶,会对他进行谴责与清算。这些就是他自始至终 “一边倒”向斯大林主义的原委。
有道是，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既然还没有变成真理，可见还没有说够。——冯文经过逆向思维后，便来恶补：
但是情况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一段时期里整风中揭露出来的工作中的大量缺点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要求认真加以注意和研究。但自1957年5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否定建国以来的工作成就，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以至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这种情况是开始决定整风时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常委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毛泽东亲自发出了重要政治信号：“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并没有使那些反共情绪高涨的人头脑冷静下来，反而以为共产党不能收拾局面而加剧了他们的活动。这说明了斗争具有不可避免性。
1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开始反右的？
众多关于反右派的论著，都把李维汉的回忆录作为权威论据，认为是从五月十五日毛才开始变卦的，而变卦的原因乃是出轨论：“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页833 ）“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时间在5月11—12。这时毛就把鸣放定性为 “是敌我”。而在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下达了 “引蛇出洞”的文件。阴谋一直藏在毛泽东肚子里是无用的，总不能自己孤军作战，而要靠全党、全民去实施。他必须把所怀的鬼胎，有步骤地,一股儿一股儿地向人们去泄露天机。所以他才在5月15日写出文章，在高度保密下，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反右的决心其实是在写文章之前早已下了。
右派议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论：储安平批评大和尚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多次为邓小平指责为“杀气腾腾”的葛佩琦的“杀共产党”等议论，统统都是发生在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连“轮流坐庄”，李维汉也弄错了。轮流坐庄是天津的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1957年6月11日（注意日期！）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和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 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 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 弃政权。”（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李维汉只能在这个日期之后得知此一信息。）
总之，说这种情况是开始决定整风时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也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则决定反右时，主要右派言论都尚未出现；二则，毛早已充分估计到世界大战、退回延安云云。冯文简直是在胡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决不会袒护右派的）黎澍，曾秉笔直书：“这个讲话（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 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 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忆》见《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第171页）这是事后经过实践验正过的历史结论。中共党史专家许全兴教授在他的专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 “从整个报道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页90)
2，邓拓的先见之明
我将当事人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先生的《自述》，照抄如下：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 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 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 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象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 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 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 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的心里。(<<伴君如伴虎>>，<<争鸣>>2001,4)
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先生,当时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深为敬佩邓托先生的先见之明,他怀着感恩之情,说:
直到三十年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未能识被这个骗局，以为毛的“引蛇出洞”的阴谋是在鸣放开始後意外地发现竟有那么多人攻击和否定他的政绩以後才改变主意，决定反击的。
有一个人（就我所知，也只有这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识破了毛泽东这个阴谋，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同毛作了斗争的，那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阴谋，而是用了一种令毛泽东都难以问罪的巧妙办法：当毛泽东四处“点火”时，他按兵不动。（五七年一月，陈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泽东十分恼火的文章，邓拓一拿到，就把它发排到头版头条）。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对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为然。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实大错了，而实际上他却是在向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警戒他们不要上毛泽东的当。而毛泽东却只能骂他麻木，不善於领会他的意图（岂料是领会得太深了），先说是“书生办报”，後来又骂“死人办报”，反右後终於将他调出人民日报。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邓对毛的抵制。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采访时，“左叶事件”出来了。我有感於中国记者的使命同他们的地位之不谐调，在一个兴奋得不能入寐（鸣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里，一口气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记者这一行”，寄给邓拓先生，再无下文。六月底，反右开始後的第一次首都新闻界“座谈会”（实为对右派的讨伐会，第二次就轮到我了）上，邓拓先生在休息时间把我拉到主席台後，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里，以目示意，一言未发。那也就成了我们的诀别。我成了右派以後，再也不能见他了。(为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一书作序:《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3，对反右派运动细说来由
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1374)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同上,页1375,)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份子，亦即归民主主义份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 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同上,页1376)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同上,页1384)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份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页1398)
上述这些话，跟毛1957 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相对应，就可以判断，在毛紧绷的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上，早把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份子定为了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作“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虑,到反右时,就定性为 “反动派”了。作为“因素”，为反右派打下伏笔，是其远因。事实上，自解放以来，对知识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运动，都具有反右派斗争,斗争民主人士的因素；而反右派运动，究其本质，仍是属于反“民主个人主义”的范畴。简直可以把上节引用毛的那句话，改述如下：“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有那么多民主个人主义者没有搞掉。”
或有人问,他既然是一个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敌,那他为什么还能提出: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和与 “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 他还标榜开明地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毛泽东选集》五卷,页279).
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来,按他 “有意识地”,并不是 “留下民主党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见,于1948年4月 20日复电说: “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共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转引自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北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第1期)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是可以说是联合政府。(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改变初衷,是出于对斯大林唯唯从命,一切遵照执行。这里能够发现和说明的几个问题是: (1) 毛泽东一再表明是要让民主党派都退出历史舞台,但主子不批准,才改变主意,现在却说是 “有意识留下”。说明毛从来都是按着他的需要,随意编瞎话的;(2) 发电报的时间是1947年。但辽沈、淮海、平津具有战略决战性的三大战役,却是发生在此后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实是国民党还有很大实力,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民主党派正充当毛所谓的反蒋第二战线的主力军,恰如鹰犬垂涎三尺地起劲追逐着前面摇晃着的骨头。正值此时,毛却打算完他们的蛋,实行 “党天下”,自己独吞预期的果实;(3) 后来,经过大鸣大放,他发现民主党派当真要行使互相监督的职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灭民主党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弃义、声名狼藉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 “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 “人民”就是 “毛自己”。而于最后,可能是 “人民”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着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屁逐臭,彻底走狗化,彻底名存实亡了,才暂且恩准它作为花瓶, “长期共存”,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更远的远因是: 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转引自朱正《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
这里明确无误的作出 “反右”的界定， 反右的决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说,上述这些话，如: “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是造成 ’人们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的历史根源，是从长计议的话，那么， 他现在搞的大鸣大放: “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图穷匕首现;就是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与其像毛泽东说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话；倒不如按着历史的本来面貌说,叫做 “蓄谋已久的阴谋得逞”，更合事实。如再往前追溯:
“李锐在访问过程中揭露一段颇有分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开放》2003.12.) 可见毛早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按其盘根错节,毒根很深来说,更可以追溯到:
早在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王丹在访问许良英的《拨开 “反右”运动的历史迷雾》中说: “此文发表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 ‘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是 ‘极端的反革命派’,是 ‘民族革命之死敌’; ( 二) , 多数 ‘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 ‘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 ‘是我们的朋友’。”王丹说: “这是 ‘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滥觞。”(王丹:《我们在写历史》第144页)
至于说到近因,也是说来话长。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20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 ‘二十大’,……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 ‘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 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五卷,页333—334)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页338)
所以, 讲近因,主要地是三个事件:
1,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付诸考虑的：一是,毛要当世界领袖,让世人对他进行个人崇拜。二是,毛怕人们在斯大林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更加疯狂地残害“阶级敌人”和党内异己的血腥罪恶,会对他进行谴责与清算。三是,毛要维护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为只有这个制度,而不是别的任何制度都能够实现其无限膨胀的领袖欲的。这也就是他自始至终 “一边倒”向斯大林主义的原委。 “你们苏联反史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11)
2, 波匈事件关于波兰事件,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章《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中指出: “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
那么,对匈牙利事件又是什么态度呢?
李丹慧沈志华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中写道: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经研究提出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刘少奇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 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
企图用整风转向反右的话题，大肆炒作所谓“阴谋”论、“权术”论。在郭道晖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竟把从整风转向反右归结为所谓“毛泽东多疑善变的猴性”，所谓“毛泽东独断专行、多疑善变的秉性或权谋”。凡此种种，对人民领袖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仇视态度已溢于言表。
当时毛曾是如何表诚心要整风，对知识分子牙是牙、口是口，声称“言者无罪”；一而再、再而三，千呼万唤不出来。一旦你说出真话，击中时弊，他马上翻脸划右派。你叫他落实“言者无罪”。他说你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 （《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且不讲他说的“行者”也全属无理蛮缠，权且往下看，同一页上：“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无行动当然不是“行者”而是“言者”了，怎么也划“右派”了？因为有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9）要是批评对了呢？“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6）。虽说意见正确，但用意恶毒，那也不行。毛泽东思想具有火眼金睛，一看而知：“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7）”要是鸣放期间根本不讲话，就没有材料，怎么办？那也难不倒伟大领袖。请看郭罗基的文章《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奈何领袖胡搅蛮缠，一至于此！
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奈何领袖胡搅蛮缠，一至于此！
铁证如山，任君巧舌如簧，也无法抵赖毛泽东是“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诿过于人”的“整人”狂。哭丧妇，你就别哭了！不争气的死鬼生前早已经亲口承认自己是阴谋，即使你这位哭丧妇哭断肝肠，纵使泪水顿作倾盆雨，也洗不净他汗毛眼里分泌的污泥浊水。如果他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37），还是“犹报琵琶半遮面”；那么他说的“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31页)，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2010年中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