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泽东的实践观（上）
对反右派运动的哲学思考（之2）
魏紫丹
对《实践论》跟对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你剖析它、批判它是需要做
好多层次的工作的。比如上篇批判它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论述，上前
的第一个层次是要揭露他不抗日、假抗日，假日灭蒋，恶性发展准备
打内战的军事实力，等等，他说统一战线，全是骗人，全是阴谋，而
且你剥了这一层，见到的仍非真相，他搞的是一个谎言、假相环环相
扣的连环套，光这就够你写一本书；其次才能谈到这个论述本身正确
与否。如果正确，你再听其言而观其行，就会证明他是说一套、做一
套；如果错误，就需指出错在何处、根在何处。在这方面有人（特别
是原教旨主义者）把他的错误归结为不合马列主义，但是，如果合马
列主义就正确吗？有人是对照事实，从学理上或逻辑上批判它，也有
人揭露其动机、目的。第三，他这样做，正如他说的“达到预想的结
果”，即：结果阴谋得逞，篡夺了政权，是否用此实践来检验，就证
明他占有真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面、而不是倒行逆施、拉历
史的倒车呢？现在，我们正是这样从认识到实践、从辨真伪到明是
非、别善恶，在一层层剥《实践论》这头洋葱。
实践也好，认识也好，它们的主体是人。它们都是主体的功能，
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上讲的“体”、“用”的关系。认识和实践都是主
体情况如何的函数，一切以主体情况而定。主体情况首先是由主体的
遗传素质而定，在此基础上，随后由环境（主导因素是教育）而定。
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瞎子，那么，什么样的实践也不能让他对颜
色产生认识。我记得有人问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记不清是否李远哲
先生了）：“是不是你特别勤奋、努力？”“努力，不用说了，我们
这些人谁会不努力！”“那你为什么能够得此殊荣？”“可能也与遗
传有关。”（大意）一个特别优秀的小说家、诗人、画家、音乐家，
并不一定通过努力就能成为非常优秀的文艺理论家；反过来说也然。
因为，小说、诗歌、绘画、音乐，乃艺术也；文艺理论，乃科学也。
前者虽有优秀的艺术实践，但他们是属于艺术型，如不擅长于逻辑思
维，就很难创造出特别优秀的文艺理论；同理，后者属于科学型，如
不擅长形象思维，就很难产生特别优秀的艺术作品。因此，实践往往
有无能为力的地方。如果神化实践，认为实践万能，把所谓的“实践
的决定作用”说过了头，那就会造成过犹不及。让我们来尝试着对
“神化实践”（下一篇讲对“异化实践”）做一次反向思维，从另一
种思维角度，来考察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据我大半生的考察，二者谁
也不决定谁，只是互补、互助，“狼狈为奸”（去掉贬义）而已。
论证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实践”这个概念。按现行哲学专著上
的定义，实践是“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
对象性的感性活动”（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
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实践一定是活动，但活
动不一定是实践。它不是随便的一种活动，而是特定的具有能动性、
改造性、客观性、物质性的感性活动。明确了概念，消除了歧义纷
争，就可以避免各讲各话或鸡同鸭讲，把精力集中在实质性问题上。
一、要重视实践，但勿神化实践；
实践有大能，但不是万能
毛泽东神化实践表现在五个方面，我们也从五个方面来唱对台戏，把
它从神坛上拉下来。
第一，从“蛋生鸡、鸡生蛋”，推论出“实践来源于认识”，可与毛
说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相克相生，相反相成。“蛋生鸡、鸡生
蛋”，好象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其实很清楚，先是“蛋生鸡”，下
一步才是“鸡生鸡蛋”。先一步的这个“蛋”，并非指鸡蛋，而是鸟
蛋。当鸟演化成鸡的时候，从蛋上看不出，只有孵化出来了，才看出
这个变态，遂起名曰：“鸡”。“鸡”再生出蛋，当然就是鸡蛋了。
如果表述为：“蛋生鸡，鸡生鸡蛋”，这样就明确无误了。胎儿在母
腹内，四个多月就会吮手指，出生后会吮吸乳汁──皮亚杰的研究指
出，这个吮吸、摸索等活动，建构出第一个认知图式，这是认知的起
点。我刚才有言在先，活动不一定是实践，如同蛋不一定是鸡蛋。所
以，说“认识起源于活动”，或如毛说：“认识开始于经验”，这是
对的，但他说“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这就不对
了。因为，人在没有达到实践的年龄，早已开始了认识。甚至可以
说，肉体的胚胎，同时也是精神的、认识的胚胎。
如果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那么，实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所有
人的实践，都是主观动机、目的、能力的外化，所有实践的结果都是
主观动机、目的、能力的物（哲学上的“物”）化。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就作过形象而又深刻的阐述：“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
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
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
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
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卷，第202页）如果有人追问“劳
动者的表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回答“从劳动中得来”是顺
理成章的，同时也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在劳动之前，表象已经观
念地存在。这里就犯了一个最犯忌讳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不犯此
病，而又合乎事实的答案，我倒想到一个，比如仿生学，造飞机的表
象并不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是从鸟飞中得出。我在上一篇文章
中曾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能动性时，对这个道理作的阐
述：“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并
不一定是实践，如鸟飞的事实──引者），引出思想、道理、意见，
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
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
性。”（《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第477
页）既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必然是，先有“主观”；不然，怎能和
是什么“见之于客观”呢？这和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
运动”一样，都是认识在先。即便说其中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
过的，但这个理论对于这个革命运动，只有在用以指导革命之后才见
出成败，因此，由于实践检验的滞后性，所以总是理论在先、检验在
后。所以理论总是具有事实上的和逻辑上的先在性。原子弹产生之
前，人类是没有“原子弹实践”的，是在没有原子弹实践之前的理论
指导下，才产生了原子弹。更何况实践的最基本含义是改造世界；人
类认识太阳总有几千年了，但至今何曾改造过太阳呢？
第二，由于人的知、情、意、行所有一切活动都是产生于需要，认为
必需，有此兴会，才能引起动机、决定目的，说明“被认识到的需要
才是实践的根本动力”──战士打仗这种“实践”，并不是对打仗这
种“认识”的动力；恰恰相反，战前鼓动士气，是通过让士兵认清打
仗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即便是欺骗，终究是用认识来驱动实践，增
强实践的动力。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
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后来受到毛泽东称赞：“解
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于说是全部工作，包括认识和实
践──引者），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
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
采用和学习了。”这就说明了在全部工作中，归根结底还是认识第
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不就是证明“认识是实践的动力”吗？
第三，认识才是实践的最终目的。好象说“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谁也经不起反问：“认识到底何所为？难道是为
认识而认识吗？”我们也可以以问答问：“人们为了什么去实践？例
如，为什么去进行科学实验？”科学实验的目的就是明确无误地，为
了得出和证实某个认识的结论（假说，猜想等）而做的。科学实验就
是为认识服务的。有人说这是直接目的；间接目的或说最终目的，仍
是为实践服务的。要说“最终”，九九归一，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
本身都不是目的，都是为主体服务的手段。实践是主体客体化，即精
神变物质；变出的物质还是为人所用，而且从中可以直观主体的本
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认识是客体在精神上主体化，如同吃饭把
客体在物质上主体化一样，吃饭不是目的，营养身体才是目的。人的
所有实践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
上说，主体客体化不是最终目的，客体主体化才是最终目的。主体的
灵魂是主观，包括认识，所以，说“实践是最终目的”说不通，因为
“最终”之后还有“最终”。说“（包括在主观里的）认识是最终目
的”倒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因为，“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
的特点。”（见《论持久战》，同上）“自觉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
的基本内涵，有时也说成是主观能动性。当然，没有“认识”就无所
谓“主观”了，也无所谓“世界观”了。从人作为生物体的意义上说
是养活生命，从人作为社会体的意义上说是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这二
者才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比如大跃进（其他也是，文革更
是）的倒行逆施，不仅不值得，而且是大错而特错，甚至是祸国殃
民。可林彪追随毛泽东，说“值得”，是“交学费”。何其昂贵的
“学费”！浪费了人民币几千亿元、饿死了几千万条人命。林彪是
“常胜将军”，很聪明的人，就算拍毛的马屁，也不至于如此荒唐
呀！你说荒唐，但还真有人信这一套。他的欺骗性就在于以“认识可
以是实践的目的”这个道理，作为思想基础，来推销他的“学费论”
的歪理。作为思想方法论，毛泽东的许多歪理都是打着正理的旗号而
实行伪劣假冒的。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时，一位贫农说：“共产党光
讲道理。”我淡然置之。他接着说：“光讲倒理，不讲正理。所有理
都是倒着讲的。”这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把被颠倒的历史，
再颠倒过来”，也就是说，要颠倒是非。《实践论》就是颠倒是非之
论。在全世界上，所有论述这一主题的哲学理论，都叫做“认识
论”，唯毛叫做“实践论”，无他，意在神化“实践”也。
第四，对“实践”最大的神化是毛说的“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
的唯一标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
理性的标准。”──如果这样说，那么，用什么来检验实践的正确性
呢？你总不能把“实践”神化为“正确”的同义词。实践本身没有自
明性，只有用认识对实践的结果进行鉴定，才能判明是否正确。这就
是说，只能另立标准。声嘶力竭地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邓小平，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否则他为什么要立个“三个有利于”
的标准，让它凌驾于实践之上，为实践立法呢？他说：“判断的标
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文选》三卷，页372）。毛泽东也是这样的，它为划右
派，定出了六条标准。这些标准，从思想上说是荒谬的，从政治上说
是反动的，剥这层洋葱皮的早已大有人在，我们就直接就事论事了：
这个事例的实质，就是毛泽东用自己的“认识（心目中的标准）”来
检验右派的“实践”。标准之于人就是行为的准则，毛、邓用自己的
认识所确立的标准，对实践来进行规范、检验、判决。他们用自己的
实践表明：“认识才是判断实践的标准”。难道中国还会有人不知
道，判断每个人、每件事的正确与否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吗？在国际
上打胜一场球这样小小的实践，也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
革后毛泽东思想声名狼藉、一败涂地，邓小平把这面破烂的旗帜加以
修补，另立名号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用它来夺华国锋的
权，批“两个凡是”，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他
也是“凡是”。他提出“毛泽东思想体系”是自捏佛、自烧香。最滑
稽的是，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否正确，都不
是用实践检验，而是用《实践论》来检验的。也就是用邓小平的毛泽
东思想来检验华国锋的毛泽东思想。这和文革中打语录仗如出一辙，
相映成趣。如此这般，“实践”就成为了共产党这群政客们的哑巴婢
女。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
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
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
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
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
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这里，
上前就又犯了个逻辑错误！立论时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唯一真理性标
准；展开论证时，却把“真理”偷换成“成功”与“胜利”了。在处
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可以由预想的成败来判定大部分的真理性，少部
分则不能判定，例子之一，如向自然开展，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围
湖造田，一系列造田运动，自以为人定胜天，达到了预想的目标，成
功了，但破坏了生态，造成的沙漠化，水旱灾难，连空气都恶质化
了；成功带来灾难、胜利受到惩罚，这样的事实说明：成功、胜利，
绝不等于真理，反而是谬误性的确证。毛把成败等同于真理之后，怎
样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呢？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
文中曾这样论证：“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
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
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
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那就是说，无产阶级胜亦正确、败亦正
确，实践标准先暂时不生效，只能耐心等待到“以后总有一天”，再
生效了。这里的副产品，即：在无产阶级“暂时失败”的今天，已经
认识到“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说这种话，不管正确与否，都
等于不打自招，证明认识在今天、实践在“以后总有一天”。
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真理就更不能等同于胜败了。国际间侵略战
争的得逞；在国内，中共极权对人民暴虐无道，镇压人民、欺骗人民
都成功了，以致所有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浩劫，都达到统治者思想的
预想；以及现行的官僚贪污腐化，歹民偷盗奸淫、为非作歹，小人行
险以侥幸；这一类坏的预想不管达成与否，都不能算是真理。这样说
来，实践只是在检验成败上，才是有效的；对检验真理，它只是方
式、方法和途径，对其结果的鉴定，则需再加一个人文标准。因为不
管政治、经济、文化……所有人类创造文明的活动，终极关怀就是维
护人权。所谓“人权”，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之为人
的生存意义。所以真理性的标准应定为两个，而不要“唯一”：在实
践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人权标准。把实然性评价和应然性评价结合起
来。其实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不过他是站在“无产阶级”（＝毛泽
东）的立场上这样做的。例如对右派言论，错误的要反击，但他明确
承认：“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
426）。这样一来，反右的理由就经历了三步大跨越：第一步是因为
右派猖狂进攻的言论就算是行动，所以可以强词夺理说成是“行者有
罪”；第二步，对于只有言论的，也划右派，也治罪，这是无可争辩
的由“言者无罪”到“言者有罪”；第三步，批评正确的也不行，正
确的也要划右派。何也？意见正确，但用意恶毒也不行。毛泽东具有
火眼金睛：“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27）可见，说“实践”只是虚晃一枪，
根根本本，完完全全是以他随心所欲的认识为标准的。
第五，认识的秩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
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
知行统一观。”这个表述的缺点是，在“实践”之前和“再认识”之
后，两处都遗漏了删节号（……）。有和没有这两处的删节号，意义
可就大不相同了：（1）有了删节号，才能表明是“循环往复以至无
穷”；（2）在”实践”之前是”认识“、在“再认识”之后是“再
实践”，因为有了删节号就成为不说自明的了。（3）如果取“认
识、实践”作为一个循环节，这个秩序就成为认识在先、实践在后
了。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已在前面解决了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
问题了。在这里，还可以再加以逻辑论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无限
的。无限发展的事物是无始无终的，之前还有前，之后还有后。有始
有终就成为有限的了。所谓“始”、“终”，只是相对于特定阶段才
存在的。例如，毛在抗日结束后总结他阴谋得逞的经验时，自然是实
施假抗日这个阴谋的“实践”在先、对此成果的“认识”在后；可
是，下面他接着要决心打内战，即便斯大林加以阻挠，也不听。他后
来曾半自夸、半牢骚地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页286）做了什么错事呢？一是，毛破坏抗战不
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需要中国真抗日，才能减轻自己的压力，就派
王明来阻止他；二是毛居心要打内战，斯大林又来阻止他。毛是这样
说的：“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
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
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
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同上）既然你
不管中华民族毁灭不毁灭，执意要“革命”（打内战），那你就得设
计如何嫁祸于人，大造舆论，说蒋介石发动内战，唆使头脑单纯的学
生“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闹得地覆天翻，等等，这
时候就用得着列宁的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理论就在实践之前、成为实践的必要条件了。这也正好是人之
所以为人（不管好人、坏人）、异于物之点。但这样论证，绝无轻视
实践的意思，实践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人类的实践是造福人类的必由
之路。这是民生史观的实践观。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却不这样认为，
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
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
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
集》一卷本，页1376）他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实践不是造福，而是苦头，是遭殃，是浩劫！这就是共产极权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的“文明史”。越是苦头，越是遭殃，越
是浩劫，《东方红》唱得越起劲：“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点心眼儿，全民皆有，连我的弱智的妹妹都有。我爱怜她，我的四
弟脾气坏，欺侮他傻，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打得她梦影害怕。有可怜
她的人问：“谁最见你亲？”“四哥最见俺亲。”“他见你亲？他打
你最厉害！”“我不说他见亲，他会打得更厉害。”说罢，跳着、唱
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走开了。说到这里，已经不是
仅仅神化，而是异化实践的问题了。至于，毛为何要神化与异化实
践？下篇将对此详加论述。
《民主论坛》3，19。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