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暴动是香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但是发动、参与暴动的港共成员叶国华曾氏兄弟等人，不但没有反省道歉，还隐瞒身份打入特区权力高层，甚至图谋特首之位，改变香港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性质。
梁振英可以判断是香港地下党成员。
香港早就存在庞大的渗入各行各业的左派势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领导这派势力的是中共港澳工委。在港英时代，除了暴力反英运动外，政府不会对他们「绳之以法」，而默许其以地下身份的存在。因此，只有「香港新华分社」这个中共地下党的大本营为人所知，其余广佈於港九各界的中共党员都一律隐蔽不露。八十年代许家屯任书记时的党员人数，他在回忆录中透露约有三千名。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英国人下旗撤退，迄今已近十五年。中共各类机构陆续进入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在基本法之下接受北京中央政府的掌控。但是，在香港社会和政权已纳入中共统治版图后，香港共产党仍然处於地下状态，除中联办官员外，没有一个人公开承认是共产党员。而诸多迹象表明港共及其成员，对特区权力和行政的渗透力有增无减──这对於一个开放的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社会来说，显然是既怪异也殊不公平。因此，要求「港共公开化」的呼声，十多年来一直时起时伏，从未间断。
揭露地下党重要人物叶国华
梁慕娴女士这本带回忆录性质的书，写作与出版的背景在於此。她和《开放杂志》结缘正是基於对香港九七回归后前途的担忧。在回归前夕的一九九七年初，候任的首届特首董建华，委任叶国华为「特别顾问」。而叶和她曾是香港地下党外围组织「学友社」的中共领导核心成员。於是她写了一篇文章〈从反英暴动到红顶商人〉给我，发表於二月号《开放杂志》。文章发表后引起香港传媒和政界不小的兴趣。《壹周刊》特地以叶国华为封面人物，将他描绘成一只八爪鱼，形容他在香港左派的人脉广泛。
梁慕娴这篇文章正是本书的首篇。发表时触动了香港人一个敏感的话题：九七后是港人治港，还是党人治港？梁慕娴首义揭露叶国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动中的角色。当时港共在中国文革高潮的影响下，借香港一起工潮发动「反英抗暴」，甚至制造千枚土炸弹安置闹市。港共组成百多个「斗委会」和港英当局对抗。叶国华曾告诉作者，百分之八十的「斗委会」都是他旗下组织的。叶在学校中以反港英「奴化教育」为号召，抵制会考，说香港就要解放。不久后，叶因男女关系被上级调出学友社，带走各校的精英学生成为后来人多势大的亲共「国粹派」的骨干。
港共六七暴动──延伸到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闹出外交纠纷，周恩来被迫向英国道歉，香港市民也极为反感，暴动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港共史上最大的负资产，也是香港历史上最荒谬的一页。但是，中共在毛死后处理文革中影响恶劣的极左派时，完全没有触及六七暴动的港共份子，因为他们是中共在香港的主体，「自己人」，（后来收回香港的依靠力量）。
叶国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其他更出名的有六七暴乱的领头人物杨光（被颁授特区大紫荆勳章），曾德成（维基百科称为有刑事案底的特区高官）等人。
九七后地下党渗透有增无减
梁慕娴后来告诉我，她写文章向叶国华发难，曾徵求过司徒华（香港民主派领袖）的意见。文章的结尾就是要求在香港「实现政党公开化」。她的文章不仅表达了过去「误入歧途」的前港共人士的觉醒与反省，揭露港共对无知青年的欺骗、洗脑和内部丑态，而且有发自肺腑的诚意和追求自我完善的毅力。
从那时起，尤其是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她的文章从个人回忆到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关注，最初用「牛虻」的笔名，后来用真名实姓。表现一份对故乡的深爱和责任感。三十多年，香港传统左派，经过文革破产、六四屠杀历经沉浮变迁，但像她这样坦诚勇敢站出来，面对历史真相，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可谓寥若晨星。
香港地下党作为大陆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代理人，在香港市民政治觉醒不断提升，并更多认同香港民主和中国密切相关的潮流中，却不顾市民的感受，不作整体的反省，而热衷於有组织的渗透和争夺权力。在地下党公开化问题迄无改变之下，为数可观的人物透过投机钻营、洗白变脸，已佔据了香港政坛的重要位置，在立法会、特区高层和行政会议都有公认的地下党员出任（许家屯早透露「民建联」的骨干是一批党员）。
《开放杂志》在香港见证了九七前后的历史性转折，也领教过形形色色港共的招数和中共势力的欺压。我们发表梁慕娴那篇揭露叶国华地下党背景的文章之后，先有《九十年代》为叶曲於掩饰的访问（梁慕娴有专文分析），后有一本写「董建华的特别顾问」的书在香港出版（明镜出版社），毫不掩饰地为叶国华保驾护航。该书借叶国华曾支持一本政论杂志《当代》的章节，对《开放杂志》和我本人加以多处扭曲事实的描述，摆出一副有恃无恐和蓄意诽谤的架势。我们曾向作者当面质疑，他无言以对，只说是奉策划人何频之命行事。
地下党员梁振英竞选特首
书中有对叶国华经商如何成功，和两岸的关系如何密切……的大量吹捧，唯独回避叶在六七暴动中的作为，只字不提。对叶国华的地下党身份更是公然撒谎。书中引用叶的话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或地下党员，也绝不是任何间谍」。还编造故事说，他六十年代曾想入党，因为不够条件而失之交臂，到了七十年代，已对入党没有兴趣──对开放杂志等媒体的报导，则被叶指为「故意抹黑他」，「是阴谋论」，「也不排除有人故意藉此打击行政长官董建华」。现在本书提供大量人与事，显示叶国华不仅是党员，还是拉了很多人入党的港共重要人物。
一九九七年我们的报导，市民们有一个回应：董特首在第二任中途被香港五十万人大示威赶下了台，现在已到了一位被梁慕娴称为「行为实质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出来竞选第三任特首的二○一二年。梁慕娴的态度非常鲜明：反对以任何方式包装的中共地下党出任香港特首（据悉，有人在北京见过梁振英的入党介绍人）。
港共究竟为何不公开？
最后，我愿意对「港共为什么不公开」这个令不少人至今费解的问题提出看法。梁慕娴这本书对此有多处表述，从她那些生动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
一、港共是中共中央的一个下属分支，它和大陆共产党有荣辱与共的关联。中共在大陆虽然拥有绝对的垄断权和实用价位，但是从意识形态上看，其信仰和信用值已完全失败。「伟光正」无论从历史负债和现实腐败而言，已经成为笑柄。因此，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亮出共产党的牌子，已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和吸引力。
二、中共深知香港的价值体系是非共、恐共、拒共和反共的，而且历史悠久，早已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最近港大的民调显示愿意做中国人的港人比例创新低，只有百分之十六）。港共给香港人没有留下好的记忆，共产党员绝不是一个体面的身份象徵。一旦公开只会遭到歧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三、共产党是一个比黑社会还严密的组织。它的成功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带有极大强制性的「组织纪律」。周恩来有名言：「可以犯政治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这个党独裁中国六十余年，没有学会也不认同自由社会的政党运作方式（游戏规则）。港共的地下性质长达九十年，不仅使其成员犹如鱼一般只适应在水下的网络中生存，而且，今天依然有利用地下方式进行各种统战的必要，公开党员身份无异於自废武功（许家屯回忆录对中共在港统战有大量精彩的曝露。梁慕娴认为港共只有以地下身份，才有利於打进政府，从而控制政府，取代港人治港）。
四、进一步说，中共高度的保密制度，从大陆到香港、海外，是它的生命线，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大障碍，也是许多依附於它的人，谋取名利的保护伞。港共一旦公开，便将面对这个开放社会的许多质疑和挑战，他们有此雅量和准备吗？港共走出地下，便要抛掉许多包袱，直接涉及许多人的荣辱得失（不少地下党员早已是左右通吃、里外勾结、双重人格的阴阳人）。因此，香港地下党的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只能和整个中共的政治开放同步，不能寄予幻想。
（二○一二年二月十日 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