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第三次庐山会议围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作为会议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察了那些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
林彪在庐山修建飞机场
当时负责中央警卫团的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在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轰隆轰隆地炸石头。汪东兴问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并且“是军委批准的”。
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说他也不清楚。周恩来也是在接到汪东兴的询问时，才知道修机场一事。他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乘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问明情况，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江青也不知主席行踪
江青在庐山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江青吩咐说：“那你现在就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先是告诉他说：“主席噎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邬吉成立即又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噎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但邬吉成负责着江青等人的警卫，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陈伯达挨批叹“最后一次”
从会议8月23日开幕，邬吉成就感觉到几分反常。他记得那天下午，因为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立国家主席造势，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毛泽东不悦。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寓所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挺长，要求严格警卫，显得有点紧张。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小范围批评陈伯达。因为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拥护林彪说法。
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从五位变成了四位。对于这个明显的变化，就在邬吉成感觉惊异之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说：“多注意一下陈伯达，他的情况要多汇报。”邬吉成发现，陈伯达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地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到含鄱口，长叹一声，像是对身边的警卫孙凤山，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汪东兴被称呼职务知不妙
更让邬吉成惊异的是，他的老上级汪东兴也因“受蒙蔽”而犯了错误。当时，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正好也来到这个小组，他做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汪东兴受到蛊惑，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他还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
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用严厉的口吻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
会议期间出现的较量，以毛泽东把陈伯达先分割出来，进行批判而告一段落。林彪集团对设立国家主席，以使林彪有所“安排”的诉求失败。（摘编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