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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南海罗织为六四幕后黑手的夫妻


方励之自传在1989北京美国大使馆写成,今年才由台湾天下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物理学教授、中国民主斗士方励之(1936-2012)一九八九年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撰写的自传,尘封二十年之后,由台北天下文化今年四月底出版。《方励之自传》分二卷,首次披露方励之夫妇在八九北京学潮前后的个人记录,包括日记、手稿等文字与七十四帧图片,皆由方夫人李淑娴提供、校订。苏晓康和方励之夫妇相处多年,深知他们相恋相依度过坎坷一生的艰辛。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方励之猝然扑倒之后,我们几个跟他还算接近的朋友,林培瑞教授、李晓蓉、王丹和我,最揪心李淑娴怎么撑得下去?因为他们二○○七年才经历了痛失小儿子方哲的巨创,母亲本是最痛者,她如何在五年之内接连承受两次打击?

不久,土桑追悼会、纽约追思会都开过了,王丹建议出版一本方励之文集,可是我们都不敢去跟李淑娴说,怕她还沉浸在悲痛中。林培瑞打过一次电话给她,转头跟我说,李淑娴一直跟他诉说老方的死因,边说边哭,竟然把这位汉学家的汉语都说没了。“你去跟她说说,行吗?”林培瑞几乎在央求我。

我犹豫了几日,还是拨通了土桑。李淑娴深陷哀绝是明显的。她跟我说,她还活着,只为处理方励之未完成的事务,其中包括出版他的文字;我劝她抓紧时间写一本流亡传记,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我说你可以采用录音的办法。那一次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完成方励之搁置二十年的事情

培瑞和我,继续跟李淑娴通电邮。初夏她的电邮里,突然谈到一本自传!

我完全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大陆出版方励之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至今我们两人的那怕是纯物理的教课书,不仅不能再版(尽管有很多需要),也不能出售⋯⋯一般来说,普及的、人文的作品影响面更广;连在科学范围内,优秀的科普读物比专门的文献更会广为流传。关于方已写成的,因受阻未出版的书,我只和你们两人说过,未和任何其他人谈过⋯⋯。

电邮里“关于方已写成的”,原来是方励之在美国大使馆客居三百八十四天期间写的一本自传。九零年夏天他们离开北京到英国剑桥时,有个出版社感兴趣这本自传,并开始英文翻译,最终却因新闻热点转瞬即逝而放弃。一九九二年方励之受聘亚利桑那大学后,香港明报出版社曾来要这本自传,却送去让杨振宁“审核”,后者警告该出版社“不要开罪中共”,旋即退稿。

今日我们回头去看,方励之二十年前就写好了自传,他并非闲散之辈,而是面对颟顸的专制者,有防不测之虞;还因为,他乃二十世纪末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巨事件的中心人物,何能不留下亲笔记录?正如李淑娴前不久对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所言:“现在此书得以出版,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华人知识份子心路历程提供第一手资料。”她也写电邮给我:“我们这些人必须让真相在身后不被歪曲。”

她做了方励之猝不及防未做的一件事情。她最终完成了他。

方励之出身北京男四中,中国的顶尖高中(王蒙、北岛皆为男四中生);考上北大物理系,就受南方来的一个女生“管辖”,并暗暗与之较劲,他说乃是男校生的一种“本能的抗拒”。殊不知,这个叫他不容小觑的优秀女生,影响了他一辈子。

方励之晚年总结自己和李淑娴,皆“简单”的人——因为物理系就是“简单运动系”。他用物理语言描述:“大自然是简单的”;“简单是真实的标记,而美是真理的光辉”;世间万物的至极本质,是优美、简单和统一;“简单”也是纯净和专一。


邓小平同意美国军机1990年6月25日,接走方励之夫妇。这张照片摄于当日北京南苑军用机场。方夫妇与李洁明大使(中)及二名使馆人员。(自传)

反右风暴中幸存的一对情侣

他说环视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所有他们知道的反右运动之前的年轻情侣,凡被阶级斗争波及者,无一不被打散。“李和我是幸存者。”这句话有某种“劫后余生”的隽永。

一九五七年底李淑娴被邓小平“补”划为右派时,方励之跟她只是恋人,她立刻切断联系,下农村“劳动改造”去了。但方励之就是不撒手,他给她写信:“我曾劝你向党交代一切⋯⋯我们还年轻,我们还可以谱写未来”。并未划成右派的方励之说:“一九五九年初,幸运降临:我终于也被开除党籍,高兴极了。按定义,我同李的阶级地位一样了。”还有比这更简单而优美的境界吗?“我们没有背叛自己的心,没有背叛真诚的爱,不顾别人的白眼,组成小小的家庭。”李淑娴在这本自传前言中回忆说。

方励之二○一一年罹患“山谷热”住院治疗期间,写了一篇动情文字〈金婚年感恩节致友人〉,回忆他们结婚十年时,正当文革高潮中,两人被拆散在合肥南昌两地劳改,却秘密分赴黄山“度蜜月”,何等浪漫的故事!那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林彪坠机蒙古的那个月,方励之为李淑娴在著名的“猴子观海”身后留下一帧侧影:李淑娴“远望‘猴子’,‘猴子’则在‘观海’。”——方励之当然是在“观”李淑娴了。文学或电影里从来不缺落难夫妻不弃不离的哀歌,但是方励之李淑娴把它谱写得凄美、幽默、悲壮。

方励之绝不背叛爱情,令他“妇唱夫随”李淑娴,沦为“贱民”二十馀年。反右这场劫难,将他逐出核子物理界,否则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中共最宠爱的核弹专家(如邓稼先、钱学森);而他换轨到天文学,则由于更彻底的科学怀疑精神,又势必在日后跟这个体制发生冲突。

他们第二次跟体制的冲撞,到了“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境地,就近乎震动世界了,而这一次,方励之又是“妇唱夫随”。

贱民二十年,一再妇唱夫随

八十年代初方励之因倡导人权的前卫理念,而锐不可当,既被社会奉为“青年导师”,也被邓小平视为“意识形态大敌”。所以整个八九学运期间,他和李淑娴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一次,却注定要被中南海罗织为“幕后黑手”。

今天已经公开的中共档案显示,早在学潮初期,北京市委陈希同李锡铭就认定,北大学潮“就是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的”;因为方励之从合肥科技大学被撤职后,去了北京天文台,他们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只有去栽赃仍在北大教书的李淑娴。所以即使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方励之也是“受妻子株连”的。四月二十四日陈希同李锡铭先向万里汇报这一点,接着第二天向邓小平汇报时,又强调“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是李淑娴”,邓小平因此定性学运为“动乱”,“四二六”社论出笼,从此不可逆转。

方励之是个坦荡君子,又兼科学家的不信邪,心里一直很泰然。直到五月底听说北京郊区农民游行焚烧方励之模拟像,他还幽默:“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照常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李淑娴开始也很坦然,对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方克说:“我们等他们来抓”,急得方克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直到六四开枪,李淑娴才考虑“躲一躲”。他们不愿连累亲友,只能去外国使馆,六月五日下午第一次进美使馆,又离开;第二次被作为“总统的客人”请回去,林培瑞说:“方励之并不是很愿意回到美国大使馆,是方的妻子李淑娴和儿子都觉得最好去吧,因为中国官方发疯了,前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杀了那么多人,即便不判你入狱坐牢几年,也可能找流氓杀你,李淑娴对此感到害怕,最终劝动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后来方励之又几度想走出大使馆,都被李淑娴劝止。

不想做中国萨哈洛夫

说实话,在政治判断上,方励之不如李淑娴清醒、透彻。所以他患病未知生死之际,曾对李淑娴留下类似遗言的话:“这辈子,我们这个小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你做的决定,执行了,结果良好;未执行的,给这个家带来严重后果⋯⋯你的决定为我争得这二十年有意义的生命。”
最后,我想再谈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方励之为什么不想当“中国的萨哈罗夫”?首先,非得拿中国去比附苏联或西方,诸如“中国的戈巴契夫”、“中国的曼德拉”等等,本身就是一种贫乏,显示中国凡事都很平庸,要向他国攀比才比较舒服。中苏的专制蜕化程度、两党的演变路径,都有巨大差别,皆受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制约;萨哈罗夫发挥影响的社会条件,也根本没有提供给方励之。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时代局限下,方励之硬要扮演“萨哈罗夫”,就只能去当“烈士”,尽管这本自传第一次披露,方励之的使馆日记里赫然已有“应准备:一、为民族而献身,献生命。二、长期监禁”的字句。但是,方励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怀”了,而且即便他有谭嗣同式的死难决心,也对整个局势无补,中国变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许多人以“道德资源流失”的理由,责备方励之李淑娴走进外国使馆“避难”,却没有发现,这种价值默认前提,恰好是将西方、国际社会、人权价值,统统视为“与中国为敌”;又好像方励之不是“走进使馆”而是“走进监狱”,就能唤起民众革命了。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政治变革至今唯赖“民族主义”一个有效动员力,是很尴尬的;方励之遭遇这种尴尬后,及时返回他的天文学领域,去遨游宇宙,仍可以施展抱负。只有最知道方励之价值的人,才能从一开始就洞穿这个结局,这个人正是李淑娴。

来源: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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