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并我国东北是沙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国策，而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实践这一国策的中心环节。“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维特，围绕东清铁路的修筑，将巨额资本引入中国东北，以“经济占领”的方式，逐步实现其最后吞并的目标。[69]在他看来，只要保持住沙俄对东北“经济占领”的稳定局面，保证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最后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70]
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工程正加紧进行，当时已铺设铁轨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车头二百零八个，车箱和平车五千四百辆以及其他大量建筑器材。[71]铁路沿线盘踞着六千余名全副武装的沙俄“护路军”。[72]旅顺口驻扎着一万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规军，[73]封锁着满洲的门户。铁路一旦修通，沙俄大军朝发夕至，和以上武装力量“联为一气”，整个东北便唾手可得。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欲得志于东三省，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74]瑷珲的一个普通商人悲愤地说：“满洲简直成为俄国的了，将来铁路修成之后，俄国的压力将会更大”。[75]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感到铁路的修筑和东北的存亡紧密相连。他们要扞卫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毫无疑问，东北义和团对铁路的破坏，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而沙俄为此举行“报复”和镇压，纯属维护侵略特权的强盗行为。
至于说东北义和团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完全是沙俄当局的一种恶毒煽动。六月二十八日，还在义和团破坏铁路之前，黑龙江将军寿山就电告沙俄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俄国的军事动员将在中国东北居民中引起严重的骚乱，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并全力承担保证俄方人员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又致电尤哥维奇，再次呼吁俄国不要进攻东北;并指出俄国护路军杀人放火，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将他们撤走，铁路全部财产交中国官员管理，俄国职员和平民由中国军队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复后重返施工。[77]但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俄方的蛮横拒绝。
东北当局看到俄国决心侵华，不得不以武力驱逐沙俄护路军，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对俄国职员和平民竭力保护。南满支线上的职员和居民，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就撤到了旅顺口，后来又转移到海参崴，未受到什么伤害。其余各段上的职员以及妇女儿童，根据《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外贝加尔地区和哈尔滨。[78]鉴于哈尔滨集中了大批俄国非武装人员，寿山郑重通知尤哥维奇，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议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职员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军队不得射击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79]尤哥维奇选拔一千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负隅顽抗，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80]尽管中国东北当局竭力保护俄国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寿山在致尤哥维奇的电报中严正指出：俄国“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然而，你们却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的乡村居民进行大屠杀，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寿山表示他不为俄国的屠杀而对中国境内的俄国平民进行相应的报复，他仍然“严令所有的部队，并劝说拳民，不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因为“这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寿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当立即动身”，他和吉林将军共同负责撤离者的人身安全。[81]七月二十四日，俄国最后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职员和平民从哈尔滨撤往伯力[82]，沿江中国驻军未加拦截。东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一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种种，均有电报公文可查。”[83]以上中俄双方文件证明，中共当局对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直至俄方举行海兰泡大屠杀之后，这种保护政策始终未变。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所谓“杀害妇女儿童”之一说，纯属沙俄政府用以煽动俄国民族情绪反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沙俄正是借助这种宣传，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恶浪，并掩饰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兰泡受到中国的威胁，俄国人不进行屠杀，更大的屠杀将加到他们头上;海兰泡的悲剧是俄国人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是国外有关着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看法。[84]
“所谓海兰泡受到威胁系指中国黑河屯驻军炮击海兰泡事件。如前所述，这一事件是俄方挑起的，责任在俄方。中国军队既没有进攻海兰泡的力量，更没有进攻的意图。清政府多次谕令东北三将军“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断不可越境构衅”。[85]寿山严遵谕旨，约束黑龙江省东西北三路清军全力防守。七月八日瑷珲当局探知俄军“七千人”将于九日“由陆路进发”[86]。寿山认为情报“如果属实，彼必假道瑷珲”，饬令瑷珲副都统凤翔“严守”[87]，同时致电海兰泡当局代保三省铁路，企图以此“稳住俄人”，准备“抽兵入卫”京师。[88]七月十五日俄轮《色楞格》号等果然驶抵瑷珲，首先开炮，造成从陆路进攻的态势，黑河屯驻军炮击海兰泡完全出于自卫。接着俄军以野炮轰击黑河屯，双方炮火相交仅一个小时。[89]此后双方互有炮击，但俄方炮火一直占压倒优势，海兰泡伤亡总共不过二十人[90]，而瑷珲“房屋十毁其八”[91]，可见受威胁的不是海兰泡而是瑷珲城。在七月十七日沙俄进行海兰泡与六十四屯大屠杀的当天夜里，统领王良臣等渡过黑龙江，与俄军小股部队战于博尔多屯，杀伤十余名俄军。[92]但这次出击的目的仅仅是“保护屯民过江”[93]，而且于第二天下午撤回，没有进攻海兰泡的任务，更谈不上对海兰泡的威胁。显然，那些认为海兰泡受到中国威胁的作者，不是出于种族的偏见，就是轻信了沙俄的欺骗宣传。
至于说居住在海兰泡的中国人企图烧毁全城以响应中国军队的进攻，更是无稽之谈。如上所述，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进攻海兰泡的意图，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响应进攻的问题。海兰泡的中国居民除从事正当的劳动和贸易外，没有做任何违反俄国法律的事情。所谓企图暴动的唯一“根据”是据传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发现了武器和炸药。[94]但事实证明，这些全是警察当局为证明他们的残忍行为的合理性而“散布的虚假报道”。[95]经过彻底搜查，任何武器、炸药都没有发现。所谓“烧城”、“暴动”全是沙俄当局强加给中国居民莫须有的罪名。一个俄国记者指出，阿穆尔当局如果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把中国人“集中看管起来”也就足够了，象海兰泡那种毫无道理的大屠杀只能用“纯粹的残忍”来解释。
残忍、野蛮、贪婪、虚伪是沙俄军事封建集团的本性，而戈罗戴科夫和格里布斯基又是其中最恶劣的代表。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人的安全，另一方面向“全省各级当局发出书面命令，要把中国人处死”。[96]事后，他们又把全部责任推给下级，甚至转嫁到俄国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格里布斯基于七月二十二日发布文告说，“近悉海兰泡的一些居民以及本官辖区内的农民和哥萨克居民，对居住在我国领土上的和平的中国人犯下了一系列暴行。进攻手无寸铁和毫无防御能力的敌人，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他接着宣布对杀害、抢劫和虐待中国和平居民的罪犯将送交法庭，“按战时法令严惩”。[97]这是一纸多么卑鄙无耻的文告!如果真的执行这一文告，首先受到惩处的罪魁正是格里布斯基本人。海兰泡的俄国劳动人民和中国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大屠杀的严酷日子里，一些俄国居民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中国人。[98]当他们得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的时候，“许多人渴望提出抗议，并且表示他们对可怜而无害的中国劳动人民所遭到的野蛮待遇的极大愤慨。但是，在俄国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就是在十七日这天，海兰泡和阿穆尔省已经置于军事管制法的管辖之下，因而胆敢提出抗议的任何人都将立即被扭送到军事法庭。”[99]正是格里布斯基一伙窒息了俄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制造了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他们无论怎样辩解和推脱都洗刷不掉自己的罪恶。
斯大林指出：“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100]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就是沙皇制度和侵占中国领土的战争融合起来的产物。
在义和团运动刚刚爆发的时候，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叫嚣要“将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101]主张以武力吞并我东北三省。全权指挥进攻我吉林、黑龙江二省俄军作战的戈罗戴科夫更是个狂妄的扩张主义分子，他梦寐以求建立穆拉维约夫式的“勋业”——吞并我黑龙江右岸和乌苏里江左岸的大片领土，将黑龙江变成俄国的内河。屠杀沿河两岸的中国人，拔除中国卡伦，夷平城镇，毁灭乡村，这一系列野蛮的暴行就成为他保证战争顺利进行和巩固占领新夺取的领土的必然措施。早在八十年代，沙俄军事当局就制造舆论说，“中俄一旦开战”，居住在俄境的中国人“将是中国最好不过的前哨”。[102]沙俄侵华战争的爆发是驱逐这些中国人的最好时机。戈罗戴科夫命令“在战争中”对中国人“只有烧杀”。[103]在他的煽动下，尼布楚、海参崴、斯特烈田斯克、伯力、双城子等地都发生了屠杀中国居民的暴行。[104]
戈罗戴科夫指挥下的俄军，其中一路的作战方向是海兰泡——瑷珲——齐齐哈尔，攻占瑷珲就成为这路俄军第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江东六十四屯地处精奇里江和黑龙江的左岸，与海兰泡和中国军事重镇瑷珲均一江之隔。俄军夺取六十四屯，就和海兰泡联成一气，牢固地控制精奇里江江口，对瑷珲和中国另一军事重镇黑河屯形成严重威胁。我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是在和沙俄侵略者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热爱祖国、仇视侵略者的光荣传统。他们平时耕作，战时服役，对国家履行应尽的义务。正由于江东六十四屯的地理位置和居民这一特殊地位，沙俄的大屠杀才首先从这里开始，而且具有极其残酷的特点。
俄军夺取六十四屯之后，立即以它和海兰泡为基地对中国东北地区举行野蛮的征服。戈罗戴科夫首先派俄轮驶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摧毁中国沿江卡伦和村镇，[105]派骑兵深入乌苏里江左岸大肆烧杀。[106]接着俄军主力扑向黑河屯与瑷珲。他们将黑河屯“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戮和投入火堆”，[107]“全部夷平了”这个“拥有五六千人口的城镇”。[108]在瑷珲城中“四向焚烧”，使“数千余房，毁尽为墟”，[109]只留下一座营盘和一个火药库供他们作战使用。[110]
沙俄当局在清除黑龙江沿岸地区中国居民之后，便着手归并中国领土。八月十二日格里布斯基根据戈罗戴科夫的命令颁布条例说，“前中国瑷珲城和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领土将暂时交给军事当局单独管辖”。[111]十四日，格里布斯基擅自将黑河屯和瑷珲分别命名为俄国“伊林斯基一号哨所”和“玛丽娜?玛格达丽娜二号哨所”，[112]只“暂时”管辖了两天就变成了长期占领。戈罗戴科夫在呈沙皇的贺信中说：“五十年前的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口、该河的左岸升起了俄国旗，并奠定了我们对这条伟大河流的所有权。现在，经过顽强战斗，我们占领了阿穆尔河右岸”，从而将“巩固把整个阿穆尔河归并于俄国领土之内——使该河成为内河、而不是界河——的伟大事业。”[113]尼古拉二世对贺信极为赞赏，亲手批示“我衷心感谢军队打得漂亮”。[114]在沙皇的鼓励下，戈罗戴科夫进一步提出将中俄边界大大向南推进，以大兴安岭、伊里胡里阿赖、小兴安岭、那兰哈达、肯特阿赖、老爷岭等山山脊划界，“将额尔古纳河和阿穆尔河右岸以及乌苏里江左岸”中国大片领土划归沙俄版图。他同时提出在海兰泡对岸的黑河屯一带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要塞，以保证新归并土地的绝对安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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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沙俄在中俄边境地区的一系列屠杀都是和它扩张领土的军事行动紧密相连的。江东六十四大血案，只不过是沙俄血腥征服的开端。因为戈罗戴科夫等扩张主义分子不仅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中国“能够为种族斗争(按：应读作反帝斗争)提供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而且还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潜在力量，他预见到“过不了几年”，“中国将以真正的暴力举行反对所有欧洲基督教世界(按：应读作反对所有外来侵略者)的起义”，[116]帝国主义列强面临着被从中国土地上赶走的严重威胁。对野蛮的沙俄侵略者来说解除这种威胁的根本办法，就是彻底清除占领区的中国居民，将黑龙江右岸的广大地区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117]为了掠夺和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就是沙俄制造江东六十四屯等一系列惨案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江东六十四屯的交涉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海兰泡市议会举行会议，授权格里布斯基征用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弃的粮食、家畜，收获庄稼，以供民用和军需，拍卖海兰泡中国居民的财产，利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为军用医院和军人宿舍。[118]中国居民的全部田园财产均被沙俄军事当局征用和没收。
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清朝东北地方当局的估计，仅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估计约值五六十万卢布”，[119]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120]此外土地损失为“一百万卢布(每俄亩按十卢布计算)”，[121]总数不少于一百五六十万卢布。海兰泡市仅中国人开设的大商号就有二百三四十家，小商小贩布满全城。中国地方官员指出，中国“商人之赁屋于海兰泡及投于俄人之家者，积财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数计”。[122]据俄国人记载，“中国人居住区有几百间商店和仓库，其中有价值千百万卢布的贵重物品”;[123]一个中国商人为求活命一次就交出四千卢布的赎金。[124]这些材料足可证明中国商人是十分富有的。海兰泡当局在大搜捕的同时，对中国人的商店和住宅全部封查加岗，被捕者遭到搜身，就连溺尸都被捞起搜查。[125]被难者除随身衣物外，其余财产和物品全被沙俄强盗洗劫而去。海兰泡当局拍卖中国人财产的借口是偿还俄国债权人，[126]但更多的俄国债务人却因中国债权人的被害而受益，[127]两者足可抵销。因而拍卖所得款项基本上部被当局据有。沙俄当局没有也不可能公布劫夺的财产数目，但据以上情况估计，中国商人、雇工、农民、工匠各类人所.损失的货物、现金、房产、家私、粮食等，绝不下于一百万卢布。一再加上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损失，总共约为二百五六十万卢布。
沙俄违约强占江东六十四屯，屠杀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中国和平居民，掠夺他们的财产，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中共政府完全有权要求沙俄政府惩办罪犯，赔偿中国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恢复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原有居留权和中共政府的原有管辖权。
一九〇二年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条约第一款规定“东三省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一九〇七年沙俄交还瑷珲，中国黑龙江当局立即与俄国阿穆尔省交涉，恢复中国对江东六十四屯的原有权利。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黑龙江省巡抚程德全行文瑷珲副都统姚福升指出，俄国当局“拍卖江东华民财产，擅收木税，损害极盛之森林，发票收租，凌虐中华之百姓”，凡“此项问题，容缓行提议”;但“所有瑷珲江东六十四屯地方”，应“照约交还”，并令姚福升“查照办理”交收事务。[128]此后的交涉集中在“照约交还”问题上，对中国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摆到了次要地位。徐世昌所谓“照约”是以瑷珲条约为依据的。但他把六十四屯看成是“中国版图”，这就不符合瑷珲条约的规定，从而给根本不想恢复中国对江东六十四屯原有权利的俄国当局辩驳的借口。俄方同样援引瑷珲条约的规定，凡黑龙江左岸的土地都已划归“俄国版图”，六十四屯“并归俄国主权”。[129]将中方照会驳回。姚福升过江辩论，向俄方提出“瑷珲江左难户男妇一万余口，现今寄居江右”，但“江右人多地少，不敷耕种，非归江左，无可谋生”。俄方推诿因“事关重大”，“须候政府议定”。[130]东北地方当局交涉失败，便呈请外务部与俄国政府直接交涉。
同年十月和十一月，中国外务部先后照会俄驻华公使璞科第，要求俄国政府“将该江东满洲人向来居住处所，仍准照旧恢复其原住产业”，恢复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居留权。璞科第大耍流氓手碗，说六十四屯原住“之满洲人仍留前居之地，自应保护所有权利，其已经离开该地者，自不能仍享此占地之权”，一九〇〇年“江左华民弃地逃回中国，现已将该地交俄民居住，碍难交还中国。”[131]如前所述江左难民是被沙俄赶回的，未及逃走的全部被俄军淹死，当然江左不会再有中国居民“仍居前留之地”的情况。因此，璞科第所谓“自应保护其所有权利”云云，完全是诡辩抵赖。俄方依恃强权，蛮不讲理。中方“据约辩论”、“据理力争”的种种努力，最后完全落空。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共当局又和苏联政府进行过多次涉，但由于当时各种复杂原因的限制，交涉均无结果。
滔滔的黑龙江水在倾吐历史的悲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笔八十年前的血泪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