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第2章 第一部分

第1节死到临头的感觉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我的家人措手不及。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全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是2007年2月12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他转脸看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等在门外，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我走进房间，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她的眼里一片哀伤。
   　　
   　　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对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们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来这个约定。
   　　
   　　“他是什么意思？情况不妙吧？”我问。
   　　
   　　“是不好。”她回答。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
   　　
   　　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我想让内心静下来，恢复思考的能力，可是我发现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于是索性让思想信马由缰。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就像如医生所说，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疼痛甚至凸起来的硬块。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渐渐地，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更准确地说，是健康人的“异样”。
   　　
   　　我饿了，而且激起一种旺盛的食欲。
   　　
   　　于是我和晓东来到一家饭馆，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对面而坐。决心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开始向桌上的食物发起进攻。也许是为了安慰晓东，也许是为了鼓舞自己，也许是想要证明医生是在危言耸听而我其实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如饥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时也没有忘记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肝癌？真是肝癌，我还能这么吃吗？”晓东几乎没动筷子。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面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惜。
   　　
   　　回到家，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带着满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晓东在隔壁房间里已是悲痛欲绝。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向亲友们通告，同时帮助我取消几个重要约会，于是拿起电话，向我远在他乡兄妹报告这个坏消息，还没开口已是痛哭失声。

第2节中国式的“专家门诊”

   　　周围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新闻、研究报告和网上信息，也都显示它的神经外科是“全国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还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可惜“主任”不在北京。幸运的是她找到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另外一位医生，也是一位“主任”，拥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由于眩晕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副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他只看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的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就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是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
   　　
   　　“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做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却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经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不久之后我就知道，头部疼痛眩晕的症状是“突发”还是“渐进”，对其病灶性质的临床诊断是个关键环节。由于“恶性肿瘤”的生长是个渐变过程，所以伴随而来的症状通常也会是由弱到强，而不会像“脑炎”或者“脑出血”那样“突然爆发”。可当时我还完全不知这中间的区别。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渺小，而面前这位专家又是那么博学那么伟大。
   　　
   　　“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就像是在发表演讲而不是在为病人治病。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只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验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自己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却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注在病人身上。
   　　
   　　我们慑于“主任”的威严，不再作声，只敢在心里嘀咕。尽管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得到明确结论，可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还不止这一个“问号”。在向他的学生展示了博大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之后，“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他记录了左脑的“占位性病变”，还写了右小脑和右脑顶部都有“异常信号”，结论是：
   　　
   　　胶质瘤？
   　　
   　　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左脑”、“右脑”，还有“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
   　　
   　　“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全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早就听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老百姓在官员和医生面前是最没有尊严的。现在方知，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病人们花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来到他们仰慕的医院，可是他们在这里总不免遭遇冷漠、不屑、训斥、不耐烦和模棱两可。除非他们是高官显贵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因缘，否则就算是“特需门诊”也不能好一些。他们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医院，却发现约定的医生总是忙着干别的，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医生不是给自己的学生上课就是接听手机。他们在医生那里感觉不到温暖和同情心。他们对医生、特别是对那些拥有专家头衔和权威的医生寄予了那么多的希望，可是通常只能得到一个“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仅仅是一个“问号”。
   　　
   　　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即使锯开你的脑壳，挖去一块脑仁去做病理检验，他们还是会说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但是，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在以后的15个月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我又遇到许多次，而我除了越来越疑惑和沮丧之外似乎别无收获。一想到还要按照这位大牌专家的指点去完成新一轮检查，然后把“专家门诊”如此这般重来一遍，我的脑袋便越发疼痛眩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