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30日，中国大陆执政党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思想改造运动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等手段，重演中国大陆执政党延安整风运动，至1952年9月，中国大陆执政党对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完成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学者表示，思想改造运动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并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相结合的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中国大陆执政党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子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成了为执政党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1940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评价知识分子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7年底，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7条中就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学者谢泳表示，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是没有好感的。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谢泳认为，这个评价，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中共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及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出现，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这一天，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信中提到的“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寅初的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有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说：“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
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地须做高、中、初等学校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称“今年秋季开学以前，在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至此，中国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结束。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班干部》。文章说：“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到1952年秋，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完成了预定的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任务。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19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1952年在中国大陆执政党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由于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作者唐勃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中国大陆执政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根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绝对平等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中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让知识分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政权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改造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已，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要使整个社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由于知识分子对此种措施至为不满，所以要用思想改造来对待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利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来从事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作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存在成分，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覆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总结;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发现觉悟程度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学者黄平在《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一文中说，思想改造运动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的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分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涉及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
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朝鲜战争、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土改运动斗争了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
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参预这个运动的人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不仅自己吃饭的问题严重到不堪设想，而且性命随时不保。在当时的社会里，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思想改造的恐怖蹂躏，才得以苟活。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也导致大批人自杀。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分子之手。体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则基本上是以著名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来。
真正作为改造对像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这些非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
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但最后因为华罗庚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此引起了对他的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辨，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后被发现得早，保住了生命。因为华罗庚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才算过了关。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潘光旦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检讨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而且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但却被认为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最后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51年7月9日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1952年9月12日日记中说：“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学者刘青峰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是道德勇气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刘青峰说：“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学者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表示，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学者刘再复在《历史角色的变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表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说：“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
学者谢泳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中表示，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就这样，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百炼成钢，炼就了不通人性的残忍和党文化的弱智。所以，也就有了面对数千万人饿死也要“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亩产10万斤稻谷”的正确以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正确。经过60年的造就，中国大陆，也就形成了一个残忍而弱智的五毛党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