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导演让《亲爱的》一众主演集体看了一段新闻纪录片，这些明星随着剧情推进难以抑制地流下泪水，看完后，他们和片中被纪录的这群人坐在一起聊天，握手合影。这些人，就是电影《亲爱的》故事原型。
演员与故事原型之间的这段交集场面，又被剪辑成花絮，放在了《亲爱的》片尾。
陈可辛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因为一年半前看了这部新闻纪录片。片子讲述的是在深圳开话吧的湖北人彭高峰，3岁儿子彭文乐在2008年被陌生人抱走，从此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踏上漫漫寻子路，并在三年后的江苏邳州农村找回了儿子。更戏剧性的是，儿子的养母高永侠并不知道彭文乐是被拐来的，还以为是因自己没生育能力而被丈夫韩忠青带回来的私生子。当时韩忠青已经因癌症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四年前以同样理由抱回来的女婴小粤粤。因为已经和养母有了深厚的感情，最终回到家的彭文乐像是经历了“二次拐卖”。
这个故事是如此有力量，以至于陈可辛在整个商业考量都没做好准备之前，就已经决定非拍不可了。“这不只是一个打拐的题材，也不是简单找到孩子的奇迹，更多是找到之后的故事。这非常符合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想拍的人生和人性的双面性——就是我们永远只站在一个角度去看事情，而不知道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什么。”
找角度
在此之前，国内极少有公映的电影触及敏感的新闻题材，陈可辛却做到了。这位香港导演有着错综复杂的履历：香港出生，泰国长大，美国读书，在香港电影工业腾飞之时回到香港。之后又去好莱坞小试牛刀，然后回到亚太电影圈做泛亚洲电影，直到2005年看到大陆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才凭歌舞片《如果·爱》正式进军大陆。
也许正如陈可辛自己所说，由于一直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生存，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拍电影，因此才会对各种题材都得心应手。“我不存在一个导演应该拥有的所谓‘自我’，我拍摄的电影市场需要就好，我不在乎它是什么题材，我只需要让它迎合观众。”
陈可辛的电影一直被业内称赞将商业和艺术平衡得很好。他的上一部作品是《中国合伙人》，这也是一部在原型人物上加以虚构的传记片，主演是黄晓明、邓超、佟大为。这次拍《亲爱的》，他再次起用全明星阵容，赵薇、黄渤、佟大为、郝蕾、张译……连客串都是张雨绮，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商业模式已经在我的血液里面，成了无意识的选择。”
冲着赵薇去的观众可能会感到惊讶，在电影开始一个小时后，这位影片的第一女主角才姗姗出现，而再往后看下去，才又冒出来一个佟大为。这是陈可辛冒着打破商业片规矩的风险刻意为之的“双面性”结构——前半段从丢孩子的黄渤郝蕾夫妇视角“寻子”，后半段孩子找到后转成赵薇扮演的养母视角开始另一种意义的“寻子”。陈可辛知道，“这个结构很怪，对观众来讲会很不习惯，因为前后是刚好相反的。”
为了平衡前后两部分，陈可辛在赵薇扮演的角色李红琴身上加了不少戏份。尽管如此，赵薇看到剧本后还是犹豫了很久，“像郝蕾演的这种城市母亲，遇到这种事还比较容易理解代入，但这个农村妇女的形象真是脑子里一点画面都出不来。”而且角色需要说方言，编剧原本将李红琴设置为山东人，但赵薇拿到剧本已经离开拍只剩一两个月，于是干脆建议就说自己老家安徽芜湖的方言。
“反正安徽话也不是特别洋气的方言”，赵薇说自己唯一顾虑的，是影视剧里出现安徽话一般都是用来搞笑的，印象中没有谁用安徽话演过现实题材的正剧。“不过我妈说我讲得特土，因为我说的还是十几年前的安徽话，现在好多词都变了。”为了帮助赵薇进入语言环境，陈可辛还特意从芜湖当地调了一批群众演员过来饰演和李红琴同村的村民。
佟大为饰演的律师高夏则干脆是没有原型的纯虚构角色，这个角色其实是彭高峰的“分身”。彭高峰后来单独去看了高永侠，陈可辛就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尽管他有很多怨恨，却能真正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能理解他人。”于是电影里的高夏一开始拒绝帮李红琴打争夺养女抚养权的官司，最后却被感动答应帮忙，片中借他之口说出了类似“戏眼”的一句台词，“这个国家大家都不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佟大为觉得《亲爱的》比《中国合伙人》更具社会意义，“除了让更多人关注到‘打拐’这一社会现象，最想让观众知道的就是：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别什么事都只想着自己。”
该片编剧张冀也是《中国合伙人》的编剧之一，除了新加的人物，他也在原型人物上做了很多改动。最让陈可辛犹豫的改动，是让黄渤和郝蕾离了婚，以及让张译饰演的孙海洋变成了“土豪”。陈可辛开始担心这会让故事变得不够纯粹，后来剧本写完才觉得这是更接地气的大格局。“两夫妻离婚是因为从老家来大城市后变成了不同阶层，郝蕾成了中产，而黄渤只是开网吧的失败者。再加上土豪，就多了三个阶层去表达今天的中国社?会。”
过审查
当初一看完纪录片，陈可辛就找了身边一些比较熟悉大陆审查的导演朋友，问他们能不能拍。“我不知道拐卖儿童是不是大陆一块很大的伤疤，好像跟计生办一样都挺敏感的。”身为香港导演，陈可辛的电影一直“享受”合拍片待遇，除了剧本大纲需要审查，还要在立项前提供完整剧本。“这其实对我而言反而是好的，因为在剧本阶段我就知道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而且不是说不准拍的就真的不能拍——你知道他担心的点，就可以找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去拍，毕竟看文字跟看画面还是不一样，只要拍完是温暖动人的就可以。”
有些貌似敏感的戏份就是这样完成的。比如原来剧本有一场关于张译张雨绮夫妇去计生办办二胎准生证的戏，广电总局是希望不要拍的。但陈可辛还是拍了，里面部门公务员一副标准公事公办严守规章的态度，张译忍无可忍对着他咆哮，“你们居然让我去开一份儿子的死亡证明，我儿子没死!”结果，拍出来后这段顺利通过了。
“可能因为他(公务员)的态度还是很好的，要是我拍的他态度不好，可能就很难通过。”陈可辛记得，审查部门唯一提出修改的是删除张译回忆吃猴脑的画面。
其实陈可辛早在2001年就尝试过进军大陆了，他买下了当代美籍华人作家哈金的英文小说《等待》，讲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因文革造成东北农村青年孔林的婚姻悲剧，拿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在2010年一度有新闻说项目已经进入开拍倒计时，之后却不了了之。
“我当时完全对大陆(审查)不了解，不知道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只觉得批判政府或者色情的戏不能拍，文革的戏我也看过啊，《霸王别姬》不就是吗。后来发觉原来讲人性的双面性和灰色地带的都不行，人物必须非黑即白。那我就知道自己还没做好准备来大陆拍戏。”
电影虽然没拍成，但陈可辛却因为选景第一次知道了大陆农村的样子。后来转做古装片，每一部都拍过农村。“《投名状》里刘德华住的村子，跟意大利的乡村一样美。”就算拍写实题材，陈可辛也坚持自己的审美，《亲爱的》本来应该在深圳拍，但他跑遍深圳也没找到合适的城中村，最后还是在广州找到了。片中村子入口的巷子很窄，光线从巷口穿过来，有种舞台式的美感。
《投名状》在大陆上映时遭遇了严格的审查删减，包括点题的“投名状”都没能幸免。陈可辛觉得有些沮丧，“本来预告片都宣传了半年，说《投名状》是杀人结义的故事，结果那场戏在上映时说要删掉。但问题是《投名状》并不是要讲反抗什么，而是跟《亲爱的》很像，讲的是人的双面性，这里面没有对错和好人坏人之分。我就是从《投名状》开始对这个主题有兴趣，人到中年就会对那种双面性有兴趣。”
分对错
因为是感兴趣的题材，《亲爱的》拍得特别顺，4月4日开机，6月6日拍完，9月26日就上映了。做过导演的赵薇连夸陈可辛，“太厉害了，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草率，应该给导演颁个‘又快又好’奖。”
《中国合伙人》当时没少被影评人抨击价值观媚俗，但这仍是陈可辛自己最喜欢并自认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也是我最有自传色彩的一部电影，里面每个角色都是我，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是我。我都拍电影到五十多岁了，还管人骂我价值观吗?我的价值观早已经定下来了。”
他自然知道这样讲会被骂，包括这部《亲爱的》里避开了所有对制度的批判。“很多时候大家拍写实题材都非常具有批判性，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我的电影想表达的跟我人生观是一致的，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总体还是温暖有真情的。当然，我也肯定没说制度是对的，但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责任，我没那么伟大，我拍电影就是拍情感，制度不是我能改的。”
所以陈可辛将这部电影里每个人的无奈归为天意，“所有的人都没有错，但结果就是所有东西都错了，有一种好人坏事的感觉。后来就终于想出这个主题，就是人间有情。这些其实很吻合我小时候看的某些老片，包括一些好莱坞电影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当时社会贫富更悬殊，你看到很多残酷的故事，但也有很多人互助互爱，这是会让人感到希望的。”
赵薇就觉得虽然陈可辛拍的是现实题材，但从来不是从写实的角度，而完全是从人性的理解出发。“可能大陆导演太熟悉这个环境，手脚被束缚起来了，而香港导演反而敢拍，对他来说只要是能打动人、好看、有意思的，他就去拍。我觉得他不是追求电影外表多么像大陆导演拍的，而是让电影的情感超越地域。”
佟大为也觉得电影跟地域没关系，“导演敏锐性很强，《中国合伙人》是把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那些能让百姓感动的点都串在一起，以新东方为原型创作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次也是抓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他是对这类东西比较敏感，跟他是不是香港导演没太大关系。”
尤其让佟大为印象深刻的是，拍完电影去见那些寻子互助组织里的家长时，六七年还没找到儿子的孙海洋跟他吐露心声，说就算真的找到孩子了，也不一定会带回来，就只是想知道养父母有没有虐待他，如果孩子选择愿意和养父母一起过，他都可以接受。
孙海洋还主动问陈可辛，能不能把他的电话号码加到片尾，这样万一有知情人看到，他们还会有机会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