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十日前提早发生，笔者赶到现场，警方已经采取「适」度暴力对付民众，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占中人数和地点都激增，于是只好让黑恶势力惯性地出来搅局，聊挽颓势。此包含两个「适」的博弈平衡，充分反映统治者的蛮与愚，以及民众的智仁勇。京港当权派威风凛凛不断声称「人大政改决议有法律效力不可动摇」，说穿了，最后支撑唯警棍、流氓与催泪弹。
跟着的几天几夜，笔者和万千民众一样，非法走遍坐遍、累了睡遍铜锣湾、湾仔、金钟、中环、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极目所视，满街上八九成都是八九十后年轻辈;倾谈之后，发觉还有很多毕业不久的专业人。港人争取民主自治处于劣势，但时间显然站在「占中新世代」这一边。
不开枪则已，一开枪，管你是空心弹橡皮弹还是催泪弹(特府轻巧地称作催泪「烟」)，统治者与被射击的民众就结为仇敌，永远无法开解，除非是民众死光，或者统治者承担罪责。这无论是北京的八九六四、韩国的光州事件，还是美国越战期间发生的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等等，都一样。弹压占中已经发生，受袭那一方的的民众都年轻，全部死光要几十年，所以如果北京想好好解决长远管治问题的话，现在搬掉梁振英、顺应港人意愿搞政改是唯一办法。不过，采取这个办法，可能引起大陆各地发生革命;以中共目前的那种外强中干，绝对承受不起(这就是为什么大陆没有全面深入的关于占中的新闻报道，党报上的骂街文章却真不少)。梁氏政权的催泪弹把香港打进死局了。
占中成社会分水岭
无论占中怎样收场，运动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一个分水岭，人心已经背向，回归本土，没得回头。这好比1967年港共被港英镇压，在左派心中结成的仇恨，并不因为港英管治质素提高、香港成为富裕社会而有所消减。然而，当时的港共是极少数派，绝大多数市民都站在港英那边，所以少数一方心中的长期敌意，并不影响管治。占中这一次的大不同处，在于与政府结了怨的民众是大多数，特别包括年轻一代，而且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是未来社会支柱;而另一方面，政府最高统治者乃「北京催谷出来的689」，即就算在本地当权派之中也只有少数人支持。这就对未来的管治有莫大影响。
当然，北京对港人这种背向并不会觉得怎么不安，六十五年来在大陆与共产党背向的人数也不知多少个亿，只要武警加解放军的子弹镇压得住，与之对立的人数多寡，根本无所谓。然而，采取这种态度始终不是上上之策，因为难保到哪一天拿枪的不会掉转枪头，像当年的阿尔巴尼亚。
半年以来发生的事，让占中世代的市民清楚看到一些政治大趋势：
一、由于北京背弃九七承诺，京人透过中联办治港，全面操控政改，特区自治权利已无足称道。由梁振英以降，特首的角色就是接受京人指令、发挥党国意志，仅此而已。换言之，香港正在逐步沦为梁爱诗鬼拍后尾枕所说的「直辖市」。
笔者估计，快将压到港人头上的香港直辖不会是什么「高度」直辖，而是完全直辖，先政治，后经济。香港将来的主要作用，除了配合大陆经济发展的需要，就是服务大陆统治集团家族的庞大海外利益;两者都不是过去的「积极不干预」自由经济模式所能做到的，因此北京要替香港经济做大手术。然而，植入这些根本变化，并没有市民的普遍授权。
二、任何特府高层官员及其他决策层中人，包括行会非官守成员等，都已经丧失个人意志，完全不能代表港人政治利益。莫说管治大事，便是偶尔流露的一些情绪，也必须政治正确符合京意;「自我」，剩下的不过是一具政治行尸走肉。
大家看到罗范椒芬上周自己公开「打倒昨日之泪」，就之前在媒体镜头之下表现出的悲伤的涵义，作了肉麻的一百八十度扭軚诠释，便知这批统治阶级中人已无普通人性及自己的独立人格可言。这类人，不少有大量在港在陆带红色的家族经济利益要维护，以后再摆出什么代表港人的姿态，也不可能取信于年轻一代。
三、特区公务员包括纪律部队，急速失去以往的技术官僚和专业形象，成为政权能够随意指使的政治附庸和镇压工具。这个变化有两个机制。以往，中共只是能够以极为隐蔽的方式派员渗透政府机构。九七之后，主要的政治障碍去除，往后进一步便是予取予携，红色子弟兵进驻政府所有雇员层次。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如此变质，对大多数受高深教育的占中世代而言，「公务员」将愈来愈成为厌恶性行业，其高质素的来源减弱。
公务员队伍色彩逐渐染红，质素下降而庸才渐多，AO文化让位予党小组文化，乌烟瘴气累积，最后成为港人无法认同的「人民政府」，跟大陆地方政府一样，与绝大多数市民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各种性质的「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多。
四、港英政府建立的「吸纳政治」制度，经历曾荫权时代的「亲疏有别」做法而走下坡。至梁特上台，市民替政府工作出任公职已经成为不甚光釆的事;吸纳对象不仅要有相当勇气，还得费一番劲向友侪解释，即出现所谓的「何喜华现象」。八十七颗催泪弹齐发，占中世代精英的思想感情便与特府完全背向，怠无疑问，学民上周在金紫荆广场背对升旗礼便是最佳象征。所以，占中之后，这个以吸纳异见分子进入决策过程、从而达致广泛管治认受性的制度，将很快寿终正寝。上周「三十会」有成员公开退出社会企业公职，可谓一叶知秋。
特区政府变外来政权
此后，年轻人当中，还愿意无偿服务于一个压弹和平示威者的政府的人，即可能被视为政治蛊惑仔╱女;任凭京港统治阶级力量如何庞大、管治资源如何丰富，也不能扭转这个民意趋势。吸纳精英的渠道灭绝，特府愈来愈成为一个缺乏认受的「自己人」圈子，求仁得仁。
四个因素相加，不待假民主上场，在占中新世代心目中，特区政权已无异于一个外来政权。
激化民情、令更多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固然是那八十七颗催泪弹，但面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梁振英的极端对应策略却是最大的弹压原动力。不过，为何这个特首采取如此极端激进的对策，竟部分应验了对手唐英年两年前的一个指控?我们来做一简短分析。
特府当然可以把弹压的责任推给警方中层的临场决策者，但如果没有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指导原则(所谓的playbook)，哪个警方中层领导有权有胆量在运动一开始、在条件非常不充分的情况底下下令弹压的呢?谁写了梁特的那本镇压playbook?
梁特享有的政治支持，来源有五个：中联办、传统港共、特区政府公务员、部分商界、新界势力、灰色团体、部分流氓无产者、智囊团(特别指政府内部的中央政策组及其背后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哪方成员最会倾向于向特首提议弹压占中群众的呢?
中联办的官员，说得好听点，都是官僚，而官僚的通性就是讲实际;陆官派到香港是「执到宝」，谁也不想工作上出乱子，下半世呆在香港平平安安逢年过节勉为其难收点中央最近不赞成收的「果篮」便很好，爱国不过是嘴巴上的事业，一点不难。你道这批官僚提议用催泪弹?万一(果然!)反弹，北京检讨工作，说你极左，调回大陆去，那就金盆洗手，划算吗?绝对不。所以中联办在这种问题上的指导，只会是模棱两可，不会比梁振英极端，也明显不及早已不幸调回去的陈佐洱那么口出狂言。
传统港共，搞斗争出身，不少还是搞左派学生造反起家的，懂策略，深知群众不可侮、学生运动不可压，愈压愈糟糕(毛理论如是说)。所以当学生群众起来了，当权派中第一个喊「保护学生安全是第一任务」者，是老左派曾钰成，调子与梁振英不断以暴力恐吓占中群众完全不一样。论动机，传统港共的这个调子有多少是出于爱护学生很难说，但起码会认为用催泪弹镇压不划算(事后证明那也是对的)。所以，镇压令不会来自港共老左派，这些人只会公开轻声附和，少数或会在私底下提醒当局不能过分，但影响力有限。
至于特区公务员，笔者从亲身经验、在近距离观察体会到，乃是可以用「到底还有一点道德人性的官僚」来描述的一群;平常做事，有利升职的唯恐不及，无则拖拖沓沓，但若要为北京在这里杀人放火，却绝对不会干，敢说包括事后替政府缓颊的叶刘氏等。况且，弹压对象大部份是香港学生，说不定倒在血泊中的是自己亲戚朋友的儿女。
谁撰写镇压playbook
商界出于商人图利本性反占中，自然不过，但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全城陷入全面恐慌，外面的观感变坏，资金就要逃跑，经济可能衰退，对他们的损害，会比因为占中和平继续因而少做几天生意严重得多，绝对不划算;这个分析对在港红色资本而言，一样成立。所以，大家见到，现在大力支持警方使用「适当暴力」的商界，都不是大财团，而是一些须作某种程度政治表态、可以被北京轻易压服的小商会;其他的，连金融界在内，不少都认为占中有影响，但不大。
新界势力，从来都是十足机会主义，有利乡绅的就支持，否则免问;中环或其他地区远处有少数商户受影响，对他们来说，长期短期都是身外事，反而一旦流血出乱子地价跌，对他们中间大量的大小地主都无好处。此辈口头反对占中一定会，但出谋献策打压却无很强动机。
灰色团体的确唯恐天下不乱，出来帮港捣蛋者，更像是些亡命之徒，不过，梁特再蠢，也只会以这些团体为工具，不会以其意见为依归(岔开一点说，大家可留意，法轮功网站最近以大量图片证明、揭发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事实：有一次穿上冒充法轮功黄色制服冲击该团体某「真相点」的人，正正就是去年打着龙狮旗冲击解放军总部的那两个。这些就是政治工具人，充当打手、执行毒计者)。
那么就剩下梁府的智囊了。这部分梁派人马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早在政府内外广为人知，最近更增聘了一批大陆来的党国主义者当研究员。上述梁特的五大政治支柱当中，为他撰写镇压playbook的，舍此其谁。
综上所述，两点十分清楚：梁特把持之下，特区政府愈来愈自我孤立，而在占中运动过程中企图弹压清场的暴力手段，更是来自一小批比港陆正牌左派更极端的梁粉智囊。香港七百多万市民的命运，眼看就要被梁特加这么几个极端人骑劫。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个情况不会很快改变，却造就了它的对立面。极少数派在一边，另外一边当然就是市民的绝大多数。而对着后者，少数极端派使出暴力，却把万千学生群众从沉默中打出来了，遍地开花，占中三老连睡梦中也不会出现的图像竟应声浮现。
你看这「占中新世代」，额角带着血丝从容微笑华丽登场!
《信报》特约评论员
来源：《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