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文友聚会上，当大家谈到过去的知青生活时，一位在鲁迅文学院深造过的女诗人问我：“桑榆先生，你们的知青生活是否很‘田园’，很浪漫?”我对这位小姐的问题只能付之一笑。因为要想让她对知青生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知需费多少口舌，我没有这个兴趣，也不愿费这个精力。但她天真的发问却使我想到，人们不但可能对距今久远的历史茫然无知，而且可能对距今不远的历史茫然无知。历史就像一出戏剧，当剧终幕落之后，迟到的观众，只能听别人简介剧情的大概，至于别人的简介与剧情是否相符，他不得而知。更有一些连剧情的大概也不想了解的人，恐怕就只能知道此剧的剧名了。
对距今不远的历史茫然无知的人，当然远不止那位青年女诗人一个。我近读某报，发现一篇题为《也说怀旧》的奇文，作者自称是北京某校的博士生，且不说文章逻辑混乱，论点荒谬，难以自圆其说，其中一段文字真可谓荒天下之大唐，该博士闭眼胡扯曰：“我相信人们的所谓‘怀旧’，也并非是怀念‘反右’，怀念大跃进，怀念饥馑年月，怀念‘文革’……人家无非是怀念那个时代的清廉，那个时代没有恶官村霸欺压人，没有黑社会，没有吸毒贩毒，公费嫖娼，没有车匪路霸，没有伪劣假冒和让人心跳的豆腐渣工程，没有毒酒病猪肉，没有下岗工人，这又有什么不对呢?这也毕竟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心向往之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说那个时代社会秩序井然，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使在‘文革’公检法被砸烂的日子里，外出旅行和公干也比今日之人在旅途的安全感要强的多了。”伟乎大哉!在该博士的笔下，那个时代真是歌舞升平，海晏河清，万民乐业。人民生活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生活在“天堂”里了!
该博士为何如此热情讴歌那个时代?我想他并非要继承左氏鼻祖的遗志，也并非要为那个时代翻案，而是因为对那个时代的无知，由于无知，故在那里随心所欲地闭眼瞎想，正如某伟大人物所言：“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但他不知：那个时代之所以“清廉”，只是由于物质的严重匮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公社的社员一天两顿稀汤都喝不上，多少人因饥饿而死，但大队书记家却可以吃上干饭大馍，公社干部家却可以喝酒吃肉。仅此一点，那个时代就不能算得上“清廉”(说一个时代“清廉”，恐怕不通，我也只好不通对不通)。那个时代没有恶官村霸欺压人，但一个大队书记、一个革委会主任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可以任意将一个人“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官再大一点的人，就有权决定小民百姓的生死。那个时代没有黑社会，但却有“红社会”，它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名称叫“群众专政指挥部”，里面养着一群头戴笆斗帽，肩扛红棍子的打手，“文革”时期，这种组织遍布全国城乡。今天的黑社会并非到处都有，而其活动再猖獗，也惧怕公安部门的打击。但“群专”中的打手们，却可以于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抓人打人，他们打死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个时代没有公费嫖娼，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农场的场长，可以用仓库里的粮食任意换取场内女职工的肉体;一个大队食堂的炊事员，也可以用公家的一瓢山芋干换取饥饿至极的女社员的贞操;“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女知青被公社、大队乃至生产队干部以“招工”、“招生”为诱饵而任意奸污。那个时代没有下岗工人，但却有数百万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知青被扫垃圾般扫到农村，去分食农民本已填不饱肚子的碗中餐，全国城镇，不知有多少待业青年就业无门，知青和待业青年的总数，不知是今天下岗工人的多少倍。说那个时代社会秩序井然，那时的人比现在的人有安全感，就更是扯蛋。“反右”与“文革”时期，因一句话、一篇文章、一件小事而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帽子，或屡遭批斗，或被关进监狱，或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受株连的人更是数以千万计，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说整死就整死，被整死了，还要说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国民动辄得咎，人人自危。那几乎烧遍全国、长达两年之久的“武斗”之火，更是骇人听闻，各地的造反派抢出人民武装部的枪炮，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在两派互斗的枪炮声中，不知有多少人白白送命……这样的时代，怎能称得上有安全感?!这样的时代，怎么还能说是“老百姓心向往之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该博士须知，尽管你在这篇奇文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赞美那个时代，但就凭你文中那点批评当今时代的文字，在当年就可以换得一顶“右派”或“反革命”的帽子，甚至被请进免费旅馆住上十年八载。
我写这篇小文，其意不在与该博士辩论，因为此类文章实在不值一驳。我只是想说明该博士对距今不远的历史的无知，而这种无知，正是某些人所欢迎、所希望的。如果说“反右”、“大跃进”、“文革”是一出出历史剧，那么，该博士只算是知道这些历史剧的剧名而已。博士如此，那么硕士、学士呢?至于中学生、小学生，恐怕对这些历史剧的剧名也知之不全了。1999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载文称：由胡耀邦批示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先生，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任捷的采访时说：“还有那么一些极左的人，不让总结过去，不让年轻人了解过去，总是瞒着，这是非常令人着急的事。”(巴金先生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至今无人买帐，便是这些人为了瞒着的例证)现在看来，这些人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再过若干年，恐怕举国上下，一提到知青生活，人们都会认为“很‘田园’、很浪漫”，一提到“反右”、“文革”，人们都会认为“那是老百姓心向往之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天堂”般的时代，并因此大唱赞歌。
以狂放不羁、思想深刻著称的李敖先生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中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又说：“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现在看来，李敖先生未免有些天真。事实证明，瞒，是可以瞒得了的;改变历史也是可以成功的。博士奇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是瞒和骗改变历史的重大成果。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均是由史官写成。史官因直笔书写历史而掉脑袋的事，史不乏书。自唐代以降，皇帝阁下开始干涉史官修史，史官独立的制度开始动摇。在刀斧的胁迫之下，或是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之下，史官是否还能“直笔”，实在令人怀疑，而历史的真实性恐怕也要因此大打折扣。我想，假如“反右”至“文革”时期的历史让那位博士去编写，不知会写成什么样子。
有人说：“历史是可以随意捏弄的面团。”又有人说：“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村姑”，我均表示赞同。但面团无论怎样捏弄，仍有面团在;村姑无论怎样打扮，仍有村姑在;我要说：“历史是可以随意抹去的粉笔字。”但是，我由衷地希望，事实将证明我的这一说法是偏激的、错误的!
2009-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