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卉中原是《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被打伤后于1967年9月离京南下治病。因恐报社造反派追捕，不能回九江老家，先到武汉亲戚家暂避，以后在湖北、江西沿长江两岸辗转躲藏过17个地方，于12月底移到南昌。她离京后，光明日报社造反派造谣说她“带走两箱整叶群的‘黑材料’”，联络公安部门对她印发大量“通辑令”;随后又派一个姓金的原籍九江资本家子弟前去追捕(此人过去一度参加共产党而在预备期间被取消了党籍，曾进党校一个训练班学习而在未结业前被调离党校)。他伙同一些人跟踪寻找，没有找到张卉中，却和各地造反派沆瀣一气，把张卉中躲藏过的人家整得家破人亡。我手上有许多控诉这伙人残酷施暴的信函，在无意间得到的这位姓金的专记迫害我们一家事项的一本笔记本中也有详细记载。1968年2月23日，吴法宪派“联合舰队”核心分子于新野在南昌找到张卉中，26日用专机押送北京，即被拘留在北京卫戍区，4月29日起关押到秦城监狱。她在狱中备受折磨，狱中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准采取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迫害受审人员的指示，她在1973年12月20日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申诉信，控诉“审判员”压制申诉、大搞逼供信的犯法行为。她说：“1973年8月14日，审判员同另一位解放军2人来，出了4个题目，叫我写一份交代检查材料。我8月20日写成，23日监狱管理员取走，共36页。9月26日他2人又来，一见面，审判员大发雷霆，说我不该写这么多页纸，不该写得像文艺论文，……他说，哼!还想给你把材料转党中央!我没有负这个帮你转材料的责任!”
这位“审判员”接着说：“好了!先不跟你说这些。你这份材料不行，得重写!就在这里(指审讯室)我看着你写。于是他拿出材料纸(是黑色线纸，与监狱的红横线不同)，抽出他自己的自来水笔给我。他一边口述，我一边笔录。9月26日未写完，他把草稿带走。第2天2人又来，草稿删去了一半，还改了许多地方。他继续口述，又令我笔录，随后令我誊写一遍。于是完成了1973年9月27日的所谓交代材料(共3页半纸)。然后，他把我8月20日的36页材料交我，勒令我撕毁(撕后，他带走了)。”(这位审判员和杨罗王们在逼我“交代”所谓“反军”‘“罪行”时，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办法：“越俎代庖”，炮制假“交代”，强加于人，罗织诬陷。他们口口声声“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自己的行动中却处处违背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一贯严禁使用的“逼、供、信”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结果，张卉中只好另外又写了《对9月27日材料的申诉》，逐条批驳“审判员”强制口授的“交代材料”。“审判员”收了她的申诉，但绝不给她转送(我是从她自狱中带出的写在草纸上的《申诉》底稿中摘录的这些话)。同时又拿出一些伪证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写的诬陷她的材料，逼迫她承认。张卉中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解，以致绝望，曾经偷偷咬破手指，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给儿女写血书说：“这是要把我也搞成特务，故留此血书，让你们知道我们被政治陷害的概况。”在姓金的这本专记迫害我们夫妇事项的笔记本上，写了331个人的名字(还不包括有姓无名或有职务无姓名的几十个)。其中许多我们自己早已遗忘、已经死去或者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人，都要“寻找下落以扩大特(务)证(据)的线索”。他的着眼点是专找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提供诬陷革命干部的“证明材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去找的，几乎全是一些社会渣滓，如像：“日伪政务警长”、“伪警察局长”、“日本宪兵队突击队情报员”、在日本宪兵队作过密探的“劳改释放犯”、“天津劳改犯”，国民党政府“高二分院首席检查官”、“江西省党部书记长”、“党证特字一八三六二号”国民党特务以及“日伪县长”、“伪保长”、“甲长”，准备找的还有罪大恶极、人民政府“已镇压”、“已枪毙”的朱某、曾某。他从他们那里究竟收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用来诬陷我们的“罪证”呢?可以举一个例。他在九江看守所找到作过“军统少尉译电员”的国民党特务黄某，笔记本里如获至宝似地录下这个人的口供：“穆、张运了一部电台到九江。他们有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期间发了几次报。电台先在东门外，后转庐山。欣红梅，在北京一无线电学校。”我们有个女儿叫穆小玫，1967年我被江青关起来时，她才刚满10岁，在北京第二聋哑学校读书。这些情况笔记本的主人自然全都知道，却还要拿这些被他逼出来的“口供”罗织罪名，岂非蓄意诬陷?
张卉中原是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历史清白，思想进步，南昌解放第7天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昌解放前她曾与反动校长张矫作过斗争，引起她的仇恨。张矫是什么人?笔记本上记述她是“南昌女师校长、国民党员、国民党江西省书记长”。张卉中根本没有参加过张矫遵照伪教育厅指示组织的“应变会”，专案组硬说她参加过。张卉中提出5个人可以证明此事，有的就在北京。姓金的一个也不找，偏到南昌去找张矫捏造伪证，一口咬定张卉中参加过“应变会”。张卉中在申诉信中揭发光明日报社造反派进行外调，“不是为了弄清问题，不是对党负责和对干部负责，而是先有了结论，下去找假证为他们一贯陷害我的结论服务。”他们的行为，完全违背毛泽东所主张的实事求是、不准搞逼供信的原则。在姓金的本子上详细记有张宏学1969年3月25日对他们的“训话”：“外调重点是特务问题。”还说要他们“用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坚持活学活用”，“天天读一小时不能少”、“每周一个学习日雷打不动”。看来这位“学生”连同他的“老师”的言行，都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他们所效忠的“林副统帅”“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那一套手法，堪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8年冤狱，张卉中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身患多种重病：高血压(血压常在200以上)、心肌梗塞、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甲状腺肿大，1974年10月26日患脑血栓差点死掉，肾出血至死未愈，终被折磨死了。在“十年浩劫”中，我和张卉中两个家庭，先后共有12人被关押过，3人致死(张卉中和她的母亲被关生病致死，我的父亲因受惊吓，病死)2人逼疯、1人致残。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决定由光明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代为收转各方寄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信件和材料。1967年7月，笔者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设于内蒙呼和浩特市的第四研究院工作的弟弟(杜保同)，参加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从武汉回来，写了一份《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通过我带到钓鱼台，交给收发室转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林彪、陈伯达等。这份材料中列举曾在那里受过训练、目前在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的10多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叶群。叶群在外面用的名字叫叶宜敬，笔者和所有参加调查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照写，我也照转。叶群是林彪的老婆、秘书，又是林彪办公室主任，送给林彪的一份她会首先看到。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向“新红联”外调组提供这些材料之后，也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希望林彪“注意”。林彪对叶群说：“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随即亲笔写信给被人称作“草包司令”但是死心塌地效忠“副统帅”的吴法宪，要他对此事详细追查。林彪的信大意说：叶群同志的历史情况，从延安整风起已多次查明，作过结论，无问题。现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现请你派人找写信的人，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具体办法，请酌定。在追查中发现杜保同经过笔者转送这份材料，认为我是“黑手”。以后就正式下令将我和杜保同、张卉中拘留审查，进行迫害。
杜保同于1967年12月2日夜被吴法宪派宋城等绑架后，关押到东城西扬威胡同他们私设的牢房里八九天。他们私设公堂，逐日由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张舜甫采取车轮战术，昼夜审讯。他们反复逼问整“中央首长”叶群“黑材料”的问题：“穆欣怎么向你们布置的?你们通过穆欣送过几次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穆欣都送给了谁?”逼他承认“穆欣是整叶群材料的后台”，还造谣说：“穆欣都交代了，你还顽固。”杜保同拒绝回答，逼供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他押回内蒙长期专政，继续审问。吴法宪“指示”：“杜保同不是好人，是危险人物，押回去后要长期关押，要看管好，不许跑掉，不许打死，留着这个人有用。”
杜保同被押送回内蒙的情形，在他向党组织写的控诉信中说：“在押送我上北京站那天，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宋城、宋焕阁、何汝珍指挥，在押送我的汽车到火车站前，他们已早派人站好了岗，监视和押送我下汽车、上火车。在呼市和四院‘迎接’我的是满市、满院的大标语。大标语写的是‘北京专政机关依法逮捕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杜保同，经内蒙专政机关押送我公司革命群众批斗!’并将这一内容每天广播3次，连续广播了3天。把我押回来不几天，大概12月20日左右，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又亲自来呼市看了我和邢鉴等十几个同志的档案材料，又进一步策划，布置对我们进行迫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就发生了抄查整叶群‘黑材料’的‘1·20’事件。那天晚上把邢鉴等5位同志毒打后，送进了监狱，打伤了许多同志，有的打伤致残，又抄了150多个同志的家。以后又继续对邢鉴同志专政11个月，抄了5次家。”
他们把杜保同押回呼和浩特市后，继续对他逼供，残酷迫害。“九大”以后，有一次追问杜保同有关叶群的材料送给了谁的时候，竟然诱供说：“他们现在还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给他，你讲了也不要紧嘛!”九届中央政治局5个常委是毛、林、陈、康和周恩来，十分明显，他们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林彪给吴法宪的信中说：“现在有人整她(指叶群)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而在吴法宪给宋城等人的“指示”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留着这个人有用”这句话。杜保同只是一般干部，他们从北京押送他回内蒙，竟然如此“戒备森严”，联系林彪一伙指示于新野这样的“大人物”亲自跑南昌追捕张卉中这样的一般干部，还破格用专机并配备医生(因张有重病、怕死掉了)押送她回北京的情景，以及当时于新野等不断地在光明日报社对面北京劳动保护馆，同报社某些造反派头头频繁开会密谋的情形，固然显示他们对于叶群反对历史曝光的恐惧，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准备借题发挥，正在暗中酝酿、策划着某种重大阴谋。只因突然发生“九·一三”事件，致使这一阴谋归于破产。
杜保同于1973年11月20日给党组织的信中，控诉了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2月把我押回来，直到1968年5月份，6个多月不准我出门，不许我乱说乱动。6个月不准我换衣服，不准我洗澡，不准我理发。我满身是虱子，头发可以梳成辫子。我在1968年5月底，经过极大的努力，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多次请求，才准我在有人看押下，从南地(当时在四院车间关押)到东门来拿换洗的衣服和上市里理发。当我在路上走时，有不少大人、小孩跟在后面看，以为我是一个疯子。在理发前，利用押送我的人一时不在，我就跑到照相馆先照一张长头发像。后来托人取出后，我就写信并附上像片，向中央首长控诉对我的迫害情况。信到北京后被叶群、吴法宪等死党分子扣留了。后来吴法宪又把信和像片转到四院来，并“指示’对我要严惩，加强对我的管制。从此我被禁止一切通信，家信也不准我写(原来准我写信，但信写好后必须经过他们检查，才能送出)，并多次遭到毒打，把我留下的两张长头发照片也抄走了。”
杜保同在1973年12月间写的另一份申诉中说，当时他给中央首长和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都写了信，并且附上所拍的长头发照片，控告吴法宪一伙的迫害。“可是给中央首长的多次去信，都被林彪、叶群、吴法宪全部扣留了。只有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接到了我的信。并回信说：‘逮捕你我们不知道，望你来信把详情告诉我们，我们好追查处理。’不几天，这封信被抄走了。长头发照片和底片全被抄走，并由四院革委会把这封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章的信与我的长头发照片转给了吴法宪。吴法宪一看大怒，认为我‘太不老实’了。因此，吴法宪就来电话和信指示，要对我严惩，叫狠狠地整我。结果有半个来月的时间(这时我在东门14单元3楼5号关押)，每天晚上10点以后把我拉到办公楼，推到一个小房间里，搞去我的眼镜，先是审问，然后就是七八个人上来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打得我满脸是血(走时还要逼我去厕所把血洗掉才准走)。腰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经常腰痛。头被打得脑震荡，搞得我头痛脑胀，精神时常错乱。当时搞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曾想到过自杀。但在关押我这个房子里找不到机会，因薛伟民同志、梁贵全同志每天都在屋里不出去，外屋还有看押我们的人。有一次让我替薛伟民同志去打扫大楼，打扫大楼的用具都放在办公楼一楼西头楼梯底下那个小屋里。我进去以后，看到这个小屋很背，没有人来，多少天产生的自杀念头又来了。仔细看了一遍，就决定电死。我把灯打开，把灯泡摘下。在我就要伸手去触电了，思想上复杂极了，斗争非常激烈。我想要是就这样死了，不就是叛党、成了反革命了吗?我家里还有一个多病年迈的老父亲，还有4个孩子，我这样死了，他们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吗?同时我想到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问题再大也会搞清楚的，死了反而复杂了。我还想，一个共产党员死要重如泰山，不能轻如鸿毛，我这样自杀不是比鸿毛还轻吗?结果我在那里哭了一个来小时，下定决心不死了。不能死，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折磨也要咬牙顶过去。……”
杜保同还控诉了家庭所受到的迫害。当时留在河南省扶沟县农村家乡的，还有年近80岁的老父、弟媳以及4个侄儿侄女。吴法宪处和杜保同所在单位以及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都曾连续不断地派人前去“调查”、抄家，对家属残酷迫害。他们以吴法宪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公社、大队、小队和社员宣布我们是“现行反革命”，专找那些因犯错误受过处份、对党不满的干部和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如原国民党副警长、劳改释放犯等)写假材料。又用高压手段把我家打成“反革命家属”，并向家属逼索杜保同送回家里的“整叶群的黑材料”。还给家属在经济上制造种种困难。留在老家的老小6口，没劳动力，过去基本上靠我们寄钱回家买粮生活。这时我们夫妇和杜保同都被非法关押，不准写信、不准寄钱，他们“只好向亲戚借点粮，挖点野菜维持生活”。父亲因在旧社会劳动过度，得下多种疾病，因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日益加重。又因两个儿子都是早年参加革命，忽然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关在牢里，生死不明;那些前去“调查”的人，抄家、逼供，使他深受惊吓，以致病情一天天加重，及至杜保同获得平反后赶回家里，已经奄奄一息，陷入昏迷状态，不久即在惊恐不安中谢世。
因为杜保同受迫害的“罪名”就是整叶群这个“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是公开由林彪的死党吴法宪挂帅、“联合舰队”四员大将逼供。所以“九?一三”事件以后，尽管一直迫害他的那些已经成了“职业杀手”的人还不甘心，但已没戏唱了。他们在吴法宪已被抓起来后还去北京找吴法宪“调查”，被空军顶回来。1972年1月就恢复了杜保同党的组织生活。
我的案情与林彪有关，我和张卉中、杜保同都因林彪的命令而被捕。但专案组和报社杨罗王们只是暗中整我同揭发叶群的事有牵连，表面讲的却是“反军”“乱军”。“九·一三”事件后老题目不好再提了，就改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对我诬陷。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批准释放大批受迫害的干部，才得重见天日。报社负责人本来当众宣布4月7日我和张卉中同时释放，决定派一名报社的负责人去接。报社领导小组当众表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每个党员每个群众按党性、党的政策办事。当天并让报社分组讨论，绝大多数表示同意。可是过了一夜变了卦，未向公众说明原因，4月7日只将身患重病的张卉中从“监外就医”的复兴医院接回报社，而我却延缓到5月14日才得从监狱里出来。
在我出狱之前，专案组采取高压手段，对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折磨。他们一面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不过所问仍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只是态度更加蛮横，列位“审判官”的脸色更加难看。放风的时候，监管员恶言恶语，厉声恫吓，或在围墙外面鸣枪放炮，显示威慑力量，制造恐怖气氛。同时通过饭菜饮水频繁地给我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倒。连续多日，都是人睡时药力就开始发作，记亿中浮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至起床前药力失效，思维重归正常，那些颠倒了的记忆又都颠倒过来。
他们所以这样对我百般折磨，其目的显然是想逼出他们预期的什么口供，以便找到某些把柄，阻挡我出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煞费心思想出许多怪招，什么离奇的手段都施展出来。
狱中发给受审人员看的一份《人民日报》，早已成为他们戏弄、折磨受审人员的工具。人们被关进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给看报。监狱虽在北京市郊，北京出版的报纸总是较迟几天交来，以便他们有时间研究报上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折磨“犯人”。他们想要封锁某些消息，即将某天或几天的报纸“扣发”;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效应，故意多拖几天再给你看。凡遇比较重要的新闻，留心窥测“犯人”的反应，作为评价“犯人”政治表现的依据。
1972年初，接连曾有两个重要人物病逝，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的元帅、诗人陈毅同志，1月6日病逝;一个是靠篡党夺权手段爬上高位，身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谢富治，死于3月26日。1月初旬看到陈毅追悼会的报导，拿起报纸一看，感到异常悲痛，不禁热泪滚滚，强自抑制才没哭出声音。隔没多久，刊有谢富治死讯的报纸来了，看一眼就扔到床板上去。谢富治这个被人称作“犹大”的热衷权欲而摒弃了任何道德准则的人，死讯传出只能让人舒口气――人们不止是“无动于衷”。自己对待陈、谢死讯上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势必引起监管员的注视，并且会留下深刻印象，作为难得的“罪证”上报。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在迫害狂那里挂了号，日后必然难得有好日子过。
这个时候，1975年4月，报纸上又有类似情况的两则新闻出现，而且隔得更近。4月2日，我国人民尊敬的董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北京病逝;4月5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台湾死了。监狱当局乘机又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上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以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出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死也不会有丝毫的“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屋里扇，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结果，这一招也不灵验。其实，即使采取这种手段逼出几滴眼泪，不是也和他们伪造的那些“证据”同样毫无用处嘛!
机关算尽，终归徒然。拖到1975年5月14日，早晨忽见张宏学跑来，让我收拾东西(其实就是四卷《毛选》，一本《语录》和一件故意留作8年冤狱“纪念品”的破烂衬衣)，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这里的“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当天中午回到家里，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和一些亲友，自然感到无限喜悦、宽慰。
但是，人从狱中出来了，“案子”却远没有了结。江青那张垂天大网依然罩在头上，心情依旧感到压抑。据说在我出狱那天，张宏学们那个中央专案组向报社领导小组成员讲了四条：(一)有人讲，穆欣是特务，经过审查，他不是特务;(二)中央没有给我们审查他是不是“五?一六”的任务;(三)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央了解;(四)他犯过执行修正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以看到不少敌视的眼光，报社头头每天还得给姚文元送去一份有关我的“动态”的报告。张卉中再也承受不住新的迫害，于1978年4月2日因遭长期折磨重病而含冤逝世――至死都没等到一个公正的结论，死后报社的两个负责人还不允许为她开追悼会。
经过孩子们奔走，得到北京市委谭庄同志的帮助，我于6月21日住进友谊医院检查、治疗，原想可以安静几天。不料刚到第5天，张宏学们就找到医院里来，像催命鬼般进行新的折磨，又在结论问题上做手脚，继续施加压力，逼令在他们诬陷自己的结论上签字。在我住院期间，从7月21日到8月8日，先后给我看过5个内容互异的结论稿，每一个都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一直还是把我当敌人来看待。拒绝他们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他们就秉承上司的旨意威胁说：“再不签字，就以拒绝签字论!”或者同你软磨：“今*****不签，我们就不走!”既然8年的监禁都不曾压服，这时哪个还会屈从他的淫威。拖到翌年10月，江青一伙垮台，张宏学也再未露面。办结论的专案组又换了两班，经过许多周折，直到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2月15日，方才有了一个彻底平反的结论：“穆欣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撤销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6日结论，所谓整叶群‘黑材料’等，均系林彪、‘四人帮’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穆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穆欣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干部，应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有关材料，按党中央规定处理。”
《结论》也写明了这次林彪对我进行迫害的情形：“1967年7月间，穆欣同志的弟弟杜保同，曾通过穆欣同志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10月份，青训班原教官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在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要吴法宪派人追查此事。追查中发现杜保同同志转送过材料、怀疑穆欣是‘黑手’，因而将杜保同、穆欣、张卉中同志拘留审查、进行迫害。穆欣同志在被关押期间，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残酷摧残，家属、子女及其亲友也受到株连。”
同日，对张卉中也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历史清楚，所谓特嫌问题纯属诬陷。因此，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张卉中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26日的结论应予撤销。……”198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社为张卉中举行了追悼会。
忆起蒙难8年九族株连，仿佛又坠入蛮烟瘴雨之乡，受骇浪惊涛之险。然而，寒心冰骨的严冬毕竟已成过去，雨过天晴，天空依然是那么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