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在天安门合影(从左至右)
作者是首任中央文革办事小组组长穆欣所写。穆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1966年5月28日列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中。1967年9月江青诬陷穆欣是“特务”，从此穆欣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75年5月释放，1979年12月调任外文局副局长，1980年7月兼任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1984年4月离休，因病于2010年9月3日逝世，享年90岁。本文为穆欣生前所写文章《秦城监狱6831号犯人》，详尽披露秦城监狱中令他终生难忘的所见所闻。
1968年1月13日上午，穿着空军制服的军人把我送到秦城监狱。经过例行的姓名、籍贯一类的问讯，就是一场侮辱性的检查，然后里里外外全部换上黑色的“囚服”，外面是一套臃肿不合身的棉衣。监管员把我引向牢房的路上，冷冰冰地说：“这里不用名字，你的代号是‘6813’。”很快走进里院一座三层的楼房，“犯人”正在开饭。
走过漫长的走廊，监管员把我引进走廊尽头靠边的一间牢房，是这幢楼房的第1号。这间房大约是专门给新进来的“犯人”住的，同别的牢房相比较，它有两层很厚的木板门(以后移住的牢房多是单层的铁门，有的外头加一层木门)。门的顶端嵌着玻璃的圆洞形望孔)，是供卫兵和监管员窥视室内动静用的;下面靠近地面有一个6寸见方的、可以打开的小洞，是“喂”囚犯的地方，这里传递饭碗、菜碗、茶缸和递送发放的生活用品，或向外边递送所写的交代材料。钢筋水泥的墙壁足有一米厚，厚墙上安的是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内光线阴暗，使人感到阴冷憋闷。室内面积约有3米来长、2米多宽。靠近左面的墙壁，横放着一张用粗糙的木板草率钉起来的木板床，只有1尺来高、3尺来宽，长度5尺多点，上面铺着一条有许多污渍的薄褥子，一条破旧的军用棉被。里墙窗下的铁丝网里面是暖气片。虽然正在隆冬(这天是农历腊月14日)，伸手摸摸，只感到一点点低微的温度。靠近右手最里面的角落，是一个铁铸的简陋的蹲式马桶，大部份埋在地下(在其他牢房里边，近门处另辟一小室，里边有抽水马桶和带水龙头的小砖盆)。这些就是“新居”的印象。
过一会儿送来了午饭：一个大点的搪瓷碗里放两个窝头，一个小搪瓷碗里是菜，还有一个搪瓷茶缸里是开水，再就是一把小铁勺。这里的伙食特点是常年吃不好、吃不饱。麦面和大米是极难见到的稀罕物，很长时间都是一天三餐5个窝头，随饭给3次开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点咸菜，午、晚的菜，不是“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少油缺盐，淡而无味，有时根本就没放盐。过了不久就是过年，这天“改善”了一次伙食，午饭给4个皮厚馅少个头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饥(偶而发过苹果，个头比核桃大一点)，故意吊人的胃口。伙食如此糟糕，主要是监管员不把在这里受审的人当人看待。据说监管员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大黑不吃小黑吃”。“大黑”是对受审人员的蔑称，“小黑”指猪。蔬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锅。饮食卫生极差，经常发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寻味的是：获释以后报社补发工资的时候，还被扣除在这里的“生活费”1298.32元。)
监狱的气氛是静谧的。安在房顶、用铁丝网罩着的电灯，通夜亮着。到达这里的第一夜，心潮澎湃，是无法入睡的。自己的事情倒不忙想了，一个人被打入监牢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恐惧与无畏的搏斗中，后者已经占了上风。最思念的是亲人的命运，受了重伤的妻子是否脱了险境?子女们如何生活?年过古稀的老父如何生活?弟、妹的遭遇又会怎样?监狱故意与人作对，从1967年9月6日凌晨被绑架离家，直到1972年6月30日，将近5年根本不让家人探望。既不许见面，也不许写信，音讯杳然，生死未卜，格外悬念。
监狱的夜里反倒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人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在我们这座楼房的顶层，有一个操广东口音的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就像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一样，连续讲些听不懂、或者虽然听懂了对其所讲内容却未留下任何记忆的话。在近旁相邻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连续不停地唱歌，不分昼夜地唱着，而且总是重复着那几句歌词。常识告诉人，她们不堪这里给予的侮辱和损害，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个时候，监狱正处在军管时期(1967年11月实行军事接管，1973年春季才结束军管，由军队重又交回公安部接管)，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把这里变成了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场所，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来到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做一件事，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谎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这是为什么?”
这次冤狱来得突然，弯子转得太陡(作者原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编者)，一时难以适应，有过许多遐想。这座监狱原是建国后修建，专门囚禁国民党战犯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的。自己加入共产党已逾30年，经过漫长的革命生涯之后，忽然被当作敌人关在这种地方，囚禁在共产党的监牢里，思想上无法接受，心情是异常愤慨的。面对群魔乱舞的现实，内心里也感到无穷的忧虑。可是回顾自己亲身的体验，虽然眼下江青一伙权倾天下，但不相信她们能够“成功”。不论江青自己如何天马行空，狂妄自大，但她根本不具备办大事的素质，成不了气候，“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只要党有希望，个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想，激荡的心情就平静下来。
在这里，朝朝暮暮，尽是空闲时间，思潮滚滚，常将自己引向往昔的回忆。想得最多的，是在青年时代一起走向革命而已逝去的战友们的身影，是那炮声隆隆的战斗的年代。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不少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倒了下去，他们或者牺牲在战场，或者殁逝于病床，都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流尽最后一滴血，都是党和人民的英豪。同他们比起来，我们能在党的哺育下健康成长，能够亲眼看见“““新中国”””的诞生和兴盛繁荣，是莫大的幸福。
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对党的培养教育，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而今虽然被人泼了一身污水，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最过硬的，任何谎言和诬陷都抹不掉。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阴谋家终会被揭穿，强加在一个革命者头上的冤情总会得到昭雪，是非的颠倒只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不论到了什么时候，出现任何险恶的情况，都要坚定不移，经得住考验。在思考的过程中，酝酿了一首激励自己的小诗：“君既来之则安之，‘在劫难逃’应识时;私、疑、偏、忍除未尽，毁、贬、诬、陷总有辞。撞鬼怕鬼鬼益狂，见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马’福抑祸，笑问铁窗恢可知?”这样的意境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激励自己比较平静地坦然度过2807个孤寂而严峻的日日夜夜。
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夜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1972年10月整顿中，参加学习的59名监管员，自己检查从1971年底以来，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就有38人。受审人员张卉中(女)，1972年1月因向监管人员要报纸学元旦社论，发生争执，当即遭到痛殴，锁骨被打折。监管员以下流语言辱骂受审人员，更是司空见惯。女监13名监管员，自己检查骂过人的就有12人。”这里面所讲被打骨折的张卉中，就是我的妻子。张卉中在狱中还遭到各种残酷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九死一生，出狱后不久就含冤逝世。
这份材料还揭露了这里滥用镣铐等戒具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行和其他危险性行为的时候’，经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述情形消除的时候，应当立即消除。’在这里，对并无上述情况的受审人员滥用戒具，有的几年也不解除。康生还曾直接插手。1968年1月3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的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根据已查到的材料，刘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狱即带手铐，直到1972年1月22日才去掉，长达4年之久”。
就我个人说，整个被关押的日子里，还未遭受过镣铐和皮肉上的痛苦，却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药物的毒害。
表面上看，监狱当局似乎对受审人员很“爱护”，说是要防止自杀，入狱后先没收了皮带和一切绳带性质的用物，免得用来勒脖子上吊;把木、竹制的筷子都换成勺子免得扎喉咙寻死;金属的餐具换成搪瓷、塑料的，免得发生意外;等等。可是实际上，这帮心狠手毒的伪善人，却在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种卑劣手段诱导某些人自杀。
1969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关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属于无辜，都是冤屈的。有些人百思难解，想不开。逢到节日，思念亲人，更易走上绝路。这时我住3楼83号牢房。这天午夜，监管员发现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人自杀。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上已经熟睡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思，刺激人们的感情么?
这年4月2日，我从3楼搬到1楼27号牢房。一进门，便见已经蒙上尘埃的白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显然，这里前面的“房客”出了事。他们原应及时消除墙上的血迹，却故意保留下来让人“观赏”，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住下来，又在床头墙壁上发现有人在自杀前用指甲划刻的“遗言”。具体的词句忘记了，只记得那意思是讲自己受了冤屈，以死向党表示自己的清白。因觉察他们不怀好意，便分几次在卫兵脚步声走远了时仔细看完，此后再也不望一眼。卫兵没有见到我观看过，又不见有任何哀伤表现，以为我未“发现”墙上的“秘密”，监管人员故意对我设下一个小小的圈套。有一天上午放风回来，刚到门口，就贝室内有几个专以害人为能事的监管员，正朝床头墙壁指手划脚地议论。见我进来，其中一个故意指着床头责问：“你在这里乱写些什么，故意违犯监规!”我明白了这班奴才的用意，连往那里望都不望一眼，冷峻地摇摇头说：“我没在任何地方写字，也不想知道那里写了什么!”不论他们再说什么，我都轻蔑地望着他们默不作声。这班披着人皮的豺狼，卑鄙、堕落，竟然如此的无聊、无耻，他们亵渎了人的尊严。他们感到无趣，一起退走。我怒目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在内心里诅咒起来：“老子为什么死?我要勇敢地活着，比你们活得更长久、更快活，好看到你们的下场!”
监狱里设有医疗所，也有医护人员。医生的职责本是救死扶伤。在革命战争年代，即使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也要发扬人道主义，给予伤病人员以充份的治疗。但在这所监狱里，某些医生不论是自觉自愿或者被迫，却在执行林彪、江青一伙“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方针，伤天害理，不仅不为人治病消灾，反而给“无病者‘种’病”、使有病者早亡。
自己身体素来比较健康，秦城冤狱开始时未满48岁。此前参加革命工作30年间，很少同医药打交道，仅因割治砂眼于1949年在广州住过两周医院，以往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都很少见。自从进了秦城监狱，竟被他们在饭菜、开水中暗用药品“种”了许多病。
他们最先折腾我的牙齿，后来又对胸骨制造病痛，而给我服得最多的是兴奋剂。有些药吃下去使人暴躁，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最讨厌的是经他们“种”下的长期不愈的皮肤病。
从进秦城不久直到林彪垮台，前后将近4年，他们经常连续给我服兴奋剂。每月总有10至15天，什么时候都很兴奋，昼夜都不眨眼，毫无睡意，也无特殊疲困的感觉。他们这样做，意在毁坏我的头脑，不但影响记忆力，还可能导致不能再写文章。
1972年底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许对受审查人员实行法西斯手段管制命令下达后停下来，可是临出狱时他们暗中又在饭菜中下了药，害得到家后连续几天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因被连续毒害数年，头脑受到了极大伤害。押进秦城之前，关在卫戍区的时候，光明日报报社全部职工200多人，还曾默写出所有人员的姓名，也能记得各人的面貌;及至从秦城出来回到报社，连编辑部的人名也记不全了。自己从事读、写几十年，这时有许多字都忘记了，以后连续抄录了几本书才恢复记忆。开头看电视只能观看新闻节目，形像化的东西难以容受，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看了心烦。延请中医治疗、调理了1年多，方始恢复正常。
过去胸骨从无异常感觉。1969年后，几乎每天午饭后都觉得胸骨疼痛，时轻时重，每次疼痛一阵自行消失。自己说不来是什么毛病，般还能挺得住，便不理会。有一天午后，胸骨痛得特别厉害，坐在那里强忍着，脸上汗水直流。卫兵不停地从□望孔里张望，意在等我喊“报告”求医。我却强力忍着，默不作声，睬也不睬。最后他倒忍不住了，伏在门上问道：“你病啦?给你找医生吧!”我才点头示意。须臾有人来把牢门打开，领我到医务所，医生决定透视。监狱里看病，只给发药，从不告诉是什么病。透视完了，医务人员故意低声嘀咕，却又让你听见“癌”一类的字眼，叫你惶惑不安。因为每次疼痛发作都在饭后固定时间，我已怀疑是恶作剧，是因服药造成的。有两天午饭时把菜全部倒掉，届时疼痛便未再现。知道疼痛确由饭菜中来，癌的疑虑不攻自破。如今出狱已近20年，其间胸骨从无异感。
入狱时牙齿是齐全的，过去曾经修补过一颗牙齿，已经稳定多年。入狱后不久，他们便用药物折腾牙齿，左边3颗臼齿，周期性的疼痛发作，时间长了逐渐动摇。1972年底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后，饮食方面有所改进。例如饮水，本来按惯例应当供应充足的开水，可是直到1972年12月，还是随饭给3次饮水。此后又在饭外增加3次开水，每天6次。可是每次给水，又搞名堂：这次喝了或许就会引起牙痛;下次给水喝了也许立即止痛，也可能牙痛愈烈。这既是肉体上的摧残，给水时的戏弄又是精神上的折磨。折腾几年之后，终于把3颗牙拔掉。但又一直不给补，两边相邻的牙齿受其影响，也渐动摇。而从拔掉那天开始，又以“病号饭”为名，强给喝了几天名为“汤面”而却有“汤”无“面”(只几根面条)的“面汤”，让人连续多天挨饿。
他们擅自规定受审人员“一侧睡”，就是夜里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更不准背向观察孔坐、卧。直到1972年7月28日才宣布废除。从1968年4月2日到宣布废除时，我一直右侧睡了1578天，养成不易改掉的痼习，若加改变，就难以入睡。至今已经过了20多个年头，依旧未能矫正过来。
他们还强制受审人员遇事必须高声喊“报告”。不管要同他们谈什么事，不喊“报告”就都置之不理。自己生性倔犟，不愿自甘卑贱，拒绝服从这种带侮辱性的规定。从1968年1月13日进去，到1975年5月14*****，始终没有喊过“报告”一次。他们为了将人制服，就在一切事情上刁难。我的一把牙刷，1967年9月8日在北京卫戍区用起，整整用了1267天。早就用得没有毛了，多次要他们换，但如不喊“报告”就不给换。我就用这把牙刷继续刷牙，直到1971年2月间，他们看到上边一根毛也没有了，才给换了一把新的。
关在这里的，有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些原是曾受江青一伙重用过的红卫兵，当被他们使用完了，为着灭口;或者在给江青一伙办事中出了差错，就被作为牺牲品投进监牢。
1969年4月下旬，“九大”开会后期，距我住的一层27号房间左侧不远，拘押进来一个男青年。在放风时听他自言自语地叫喊，自称上了陈伯达的当，说陈叫他做了一件什么害人事情，然后把他送到狱中来。他进来就整天高声喊叫冤枉，因为反抗卫兵的干预又常发生争吵，监管员用尽一切手段，没有把他压服。过了两天，大约由于从他身上没有逼出口供，在还相当寒冷的初春(暖气早已停掉)，拿走他的棉被，也不给他饭吃或者总不给他吃饱。就在窗外高音喇叭传出广播电台欢庆“‘九大’成功”“圆满”闭幕的时刻，他却昼夜不停地大声在室内哀叫：“毛主席!林副主席!我饿呀，我冷呀!”形成极大的讽刺。狱卒怕被别人听见“影响不好”，关掉他的窗户。他那些凄厉的喊叫声，仍然穿过牢房门窗的缝隙，冲破寒夜的宁静，在漫长的走廊里回荡。不论这个人的情况如何，不管他作了什么样的坏事，从牢狱当权者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定是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害者。他所发出的凄厉的哀叫，引起所有“犯人”的同情，也引起人们的遐想。
自己本来无罪，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入牢狱，不过为的灭口(用兴奋剂毒害头脑也是为了灭口)。因此关进监牢以后，很少问讯。将近8年间，只在1969、1971和1972年有过3次“审讯”。
进秦城1年多，1969年4月中旬，“九大”开会期间，中央专案组和报社造反派各3人首次“提审”。一见就要我“向毛主席请罪”。说“现在外面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你应向毛主席请罪!”我说：“有错无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提出要我写一篇自传，还有50份各地向我“外调”的问题要我答复。这次并未谈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也没有讲。不大工夫就结束了这场戏。
又过两年，1971年5月下旬，开始一次延续106天的马拉松式的“提审”。来的人中有中央专案组中一个叫张宏学的人(张卉中称他“审判员”)，报社的杨罗王3人，还有驻报社军宣队队员。他们一上来就提出两大问题，是逼我“交代”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报纸上放过什么毒;一个是逼我“交代”报社“五一六分子”名单。
关于前者，我说前后在报社工作10年，其间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文章约计1.2亿多字，不记得都是什么内容，也无法对每个字、每句话负责。
关于后者，我说，不知道“五一六”为何物，说不上谁是谁不是。只能把所知道的干部情况说一说，由你们判定谁是谁不是。我就按照报社人员花名册，自上而下，从副总编、编委、部主任起，照实历述他们的简况、优缺点，逐个“介绍”。他们非常不乐意地皱着眉头、耐着性子听了一天。第2天，我仍继续往下讲，他们再也忍不住了，杨罗王们拍桌子大喊：“是叫你交代‘五一六’，不是叫你给干部作鉴定!”我就闭起嘴巴，不再说话。这时，那位姓王的拿起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念其中有关“五一六兵团”的一大段话。念完了，他们说，“要你交代的就是这个五一六兵团的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回答?任凭杨罗王们大声叫、拍桌子，我都不再说什么。结果，又僵持下来。
本来，我被绑架前，天安门观礼台出现的“炮轰周恩来”大标语，署名就是“五一六兵团”。其后听说，所谓“五一六兵团”就是江青一伙唆使的一些人。在我被投入监狱后，他们却又利用“五一六”来诬陷干部、残害异己。1967年9月10日，谢富治接见中学生代表时曾说：“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10几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可是以后他们在全国范围大抓“五一六”，它像“叛徒”、“特务”、这些字眼一样，成了陷害无辜的一顶大帽子。杜保同被他们非法绑架押回内蒙之前，就被吴法宪扣上“五一六骨干分子”的帽子。他们在《光明日报》职工中就打了108个“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将近100个)，这些无端被加上罪名的人都没有“根”，如今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又来秦城找“黑后台”，抓我这只“黑手”，岂不好笑?
他们蛮不讲理，连续追逼。当时也被囚禁在秦城监狱里的师哲同志，以后回顾在这里所受折磨时说：“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10年浩劫中，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是非颠倒的。每逢这帮人前来“提审”，望着那几个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喋喋不休、信口开河时，心里都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我和他们的位置坐错了，应当颠倒过来!”
逼交名单的事卡了壳，他们又回到报纸内容的问题上，指责我在报上“放毒”，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反军”、“乱军”。以后翻来覆去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如前所述，1967年7、8月间的中央告武汉军民书、《红旗》八一社论提出这个口号，毛泽东有批评，王力、关锋被追究。但是这个口号原是林彪本人先提出的，怎么能要报纸负责?所以我只说报上发表了含有这个口号的文章，自己有责任，有错误;他们硬要说是“罪行”，就又顶起牛来。其实，他们表面整我“反军”，实际上是要逼我承认“反林彪”，但是他们又不便明讲转递杜保同揭发叶群“黑材料”的事。这样扯来扯去，延续了106大，已到9月初。最后一天临完的时候，他们还提出一些问题要我继续“交代”。可是，隔不几天，他们极力卫护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这次以追查反林彪为主题的“提审”只得告吹，这伙“审判官”再也不见来了。
“提审”停下来，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底，他们又到监狱里来逼供，改在历史问题上纠缠。这时我已陷入冤狱5年多，他们派出许多人员，耗费巨量财力，并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伪造“证据”栽诬。这次“提审”断断续续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伪造两个“证据”、提出两个问题。给我看的“证据”是两张照片。因为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上有破绽，不堪一驳驳。参与“提审”的杨罗王中有两人以照相为职业，但这两张照片伪造得并不高明。要求看原件，他们不敢拿给我看，仍旧反复纠缠，直到作结论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