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内部，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共重要职位上而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太多，而纪登奎则是与毛风云际会、在中共党内和国家政坛上红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明星。直到毛去世，“四人帮”被逮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他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回顾纪登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进退浮沉，对了解从中共建政后到文革结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和风云人物的功过大有裨益。脾气火爆的张爱萍曾与纪登奎当面对质，两人言语激烈，互不相让，最后还是“老好人”华国锋解围。张爱萍事后用“品格太差”讽刺纪登奎。
1973年，姚文元、纪登奎和华国锋(从左至右)出席中共十大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为纪登奎一时的外号。实在非同寻常，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毛泽东第一次认识纪登奎是1951年春天路过河南许昌召见他的专列上，然而他称纪登奎为“老朋友”虽然也是在路过河南的专列上，但是时间不是1951年，而是16年后的1967年;地点不是在许昌，而是在郑州。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当时在场的除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外，只有刘建勋、王新等河南省党政军二、三位主要负责人。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4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9人在大会上发言。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座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向1512名代表介绍纪登奎是自己的“老朋友”，这对提高纪登奎的声望和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时年仅46岁的纪登奎之所以能够一跃跻身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完全是毛泽东的器重和提携，而毛泽东的那句“老朋友”显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纪登奎缘何获得毛泽东的赏识？
毛泽东多次在路过河南的专列上召见纪登奎，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登奎之所以获得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登奎幸运地得到了专列上被主席召见的机遇，否则，纪登奎也许一辈子都在河南。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机遇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机遇就没有成功。古往今来，因为没有机遇埋没的人才不知凡几。如果纪登奎没有毛泽东专列上的多次召见，就没有“老朋友”之说，也不会有后来毛泽东对他的破格提拔。
但是，光有机遇还不行，机遇必须与才干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一个人遇到了好的机遇，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突出的才干配合，也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在这里，我可以举个毛泽东在河南召见路宪文的例子予以说明。
据中华网《纪登奎的三大遗憾：》中披露，有一次，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登车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趣索然，很快就招呼其下车，而不让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下车。路宪文下车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秘书们问他：毛主席怎么问话?原来，毛泽东问：你所管辖的地方既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咯?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的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的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然而，不管怎么发火，已是于事无补、无可挽回了。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乘专列在河南同时召见两位州官——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给他们提供的机遇是同样的。但是由于路宪文知识欠缺，实力不足，说不到点子上，第一次被召见就放了个“瞎炮”，给毛泽东留下了个不好的印象，甚至使他不悦，所以当时就叫他下车走人了，以后再没有召见他。就是这个路宪文，在其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那次与他同时被召见的纪登奎却得到毛泽东的欢心，越谈越有兴趣，以至“不让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下车”，继续深谈。这充分说明，没有机遇固然不行，但是机遇却是因人而异的，它只青睐有学识、实力和才干的人。对没有学识、实力的庸才，即使给他极其难得的机遇，也是枉然的。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掌握实际情况，加之性格比较沉稳，相对来说敢于实事求是，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夸夸其谈，文过饰非，向上司汇报工作时，成绩都是自己的，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早在1951年春天第一次被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回答毛泽东的“六问”时，他就敢于承认自己过去“整错过人”、“杀错过人”的错误，当即获得了毛泽东的好感。由于纪登奎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后来的多次召见和破格提拔。
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准确地按毛泽东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这是他获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的关键所在。
如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途经郑州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可多啦。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倾吐委屈，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这场浩劫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社会精英都受到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飞机”等各种各样的凌辱，今天想起来仍感到非常沉重。然而，在这里却成为一场轻松的笑谈，此时的纪登奎不可能批评“文化大革命”，因为，他深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文化大革命”即使稍微流露不满都有可能触怒毛泽东。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纪登奎不仅没有丝毫的批评，而且说“大有好处”，这4个字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感到特别受用和欢心。
后来，纪登奎一直受到毛泽东非常的信任和倚重，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纪登奎在毛泽东的多次召见中成功的应答，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有好处”的肯定则是非常关键的。
张爱萍与纪登奎的当面冲突
纪登奎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但很快就被结合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之后，他就一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红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人的运动，作为运动中的“红人”，位高权重的纪登奎跟着运动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伤害人可以说是必然的。
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披露，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358页)
其实，张爱萍判断错了。毛泽东并没有回心转意，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决定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复出后狠抓整顿、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邓小平再次打倒。这样，重新工作后狠抓整顿的张爱萍必然在劫难逃了。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首领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380页)
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当然“酌处”不了。于是，由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大员召见张爱萍。规格如此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从张胜抄录的会议记录看，张爱萍的态度仍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当面发生了冲突。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
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
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
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379—381页)
张胜在书中写道：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381页)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不下来，站得住吗?
张爱萍比纪登奎大13岁，1925年春在四川省达县中学参加革命，入党(团)也比纪登奎早10年多。张爱萍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文革”后期“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位高权重的纪登奎对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领导人的几句并非错误的话上纲上线，后来又要张爱萍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七千多人的批判大会上检讨，显然是错误的。
在十年动乱中，“文革”“红人”纪登奎与张爱萍等忠良们置身的阵线和不同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纪登奎的批评
纪登奎是毛泽东亲自物色、考察，从地方破格选拔到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对纪登奎非常信任，多次把他放在关键的位置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识拔和支持，就没有纪登奎在仕途上的发达。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步步紧跟毛泽东，凡是毛泽东说的、定的，他都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但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纪登奎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到中央任职的。他的政治生涯主要在“文革”期间。
这样，作为“文革”的“红人”，纪登奎在运动中跟着犯一些错误是必然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使大批革命老干部受到严重的伤害。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在运动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心怀不满是非常正常的。
在具有里程碑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万里说：对，就是指他.。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纪还说“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谷牧说：检查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廖承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帐，而且是相当大的帐。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