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与汪东兴。
清早八点余，朋友发出消息：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汪东兴逝世。稍后数小时，官家媒体公布此消息，证实了汪东兴逝世。
逝世一词，在最近3个月里已经经常使用了。先是6月的乔石，接着是不到一个月有万里死，继而是7月31日又有张劲夫死，继而是前政治局常委尉健行于8月7日死去。如今，又逢毛泽东时代后期的风云人物汪东兴去世。三个月内，大佬们先后一个接一个，这2015年的确震动不小，换做帝制社会，估计又会有各种说法兴起。人之生死之事素来难料，常有人感慨生命之脆弱，死神随时擦肩而过。况且，如乔石、万里、张劲夫、汪东兴等高寿之流，生命就如同灯灰一样。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在这短暂一生里，每个人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就决定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又决定了后来者对他的评论。司马迁有言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任公梁启超则说，“天下惟英雄无咎无誉”。对于刚刚逝世的汪东兴来说，他在历史上将面临如何的定评，我们已经可以“盖棺论定”了。官家的定论说法，无非是格式化套路，就是大家熟悉的“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于民间的认识，官家说法定多只是一个参考。
叛逆时代的幸运儿
汪东兴，1916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32年入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自此以后追随毛泽东，并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期间更是飞黄腾达，以忠诚于毛泽东而取得“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为1955年少将获得此级别的第二人——另外一个是李德生少将。
从履历上看，这个曾经说邓小平“比华主席差远了”的人，其实在红色革命时期并没有什么得意精彩故事，更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用当下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跟对了人”。因为在1947年被安排“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所以保护毛泽东安全的他有机会获得军功的少将军衔。易言之，汪东兴没有军事上的战功，却获得了军人因军功而评定的少将军衔。而且，也因为长期跟着毛泽东，忠诚于毛泽东，汪东兴因而在之后几十年内稳固不倒，官级逐渐升高，“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第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文革混乱时期，汪东兴因毛泽东晚年的信任缘故，于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时起，汪东兴步入党国的高层，之后的履历如直升机一般，即“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后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率领8341部队拘捕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应该说，汪东兴一生是叛逆时代的幸运儿，他虽然出身农家子弟，但他踏入红色革命以后，他就与幸运结缘，成为一名福将。从警卫到少将，再到行政的“公安部副部长”，最后荣列到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党、政、军体系下，汪东兴一个没有落下。相较之下，那些在红色革命里出生入死的大将军们，以及高级党政大员们，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巨大冲击。以汪东兴之经历，不可谓不是“叛逆时代的幸运儿”，除此之外，他毫无建树，亦没有什么特别的书写之处。
一个忠诚于毛泽东的警卫而已
汪东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若有的话，那就是他相对于毛泽东身边那些文职人员要更显得“武夫的忠勇”一点。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过去的秘书们，有田家英、陈伯达、周小舟、李锐等人，他们这些文职人员是读了点书，尽管卷入在红色残酷政治里，但他们的那股读书人的书生气还是保存着那么一些，不会毫无保留地去追着毛泽东，而会根据自己内心那么些良知或欲望来选择与毛泽东的距离。比如，田家英在大跃进时期看到毛泽东的做法不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刘少奇，希望尽量减少损害，最后落得1966年自杀；周小舟因为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最后落得个“反党集团”；陈伯达则出于自己的政治欲望，选择了若离，最后被裁决为“反党”；而拥有人格独立的李锐，更是走上了披露真相的一面。
汪东兴以武夫之勇之气追随毛泽东，从那一步开始，他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改变。从个人的私德来说，忠诚于某个人，说明这个人的个人道德还是不错，颇有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侠士义气”风范。但是，侠士的义气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自己选择主人时会考虑其人品修养，而不是无条件盲从，更不是为了一口饭而不顾及良知良心。汪东兴显然没有春秋战国时那种“侠士”气节，他追随毛泽东那么多年，看着毛泽东那么多错误，参与了很多政治案件，但他却没有发出自己的一点点不同意见，却是以无条件无限忠诚于毛泽东，以换来毛泽东的信任和“加官封爵”。比如，他知道彭德怀案、刘少奇案、林彪事件等，也清楚他们的无奈与被动，但汪东兴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人却没有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仅知道无限跟着毛泽东。1970年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公开站出来主张要设立“国家主席”，最后因毛泽东的反对而自我检讨，并看着毛泽东反对林彪而成为反击林彪的积极参与者。以汪东兴之表现论其人品，可谓“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对错全然不顾，良知完全不需要”。
汪东兴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正如毛泽东所言，“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一个时代的终结
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且握有很大实权的人，汪东兴是一个，也是活得最久的一个。毛泽东时代最后的一个实权人死去，从此毛泽东在红色革命时期的那些握有实权的身边工作人员已经完全结束了。而且，一个时代的终结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也就是历史颇具玩味的是汪东兴作为特殊时期的实权者，他利用手中炙手可热的权力终结了毛泽东的运动政治。易言之，一个时代的终结，肩负着双重性的角色。
汪东兴死了，他带着毛泽东的理念奔向另外一个革命理想主义天国，也带走了那个疯狂时代的恐怖。不管他曾经如何煊赫一时，也不管汪东兴如何追随毛泽东，不管他怎么无限忠诚于毛泽东，当时代发生了变化，只要他抗拒历史潮流，不能顺应时代变化，那么他最多只是一个时代的“活化石”，退出历史舞台并被人们所遗忘是必然的。那些尘封的不堪往事一旦被打开出来，人们还一定会唾弃的。汪东兴在49年以后的经历就是这样的，毕竟历史不会偏袒任何一个缺乏正义、良知的人。
一个一个毛泽东身边人故去，毛泽东的名字在今后又更少提了。告别毛泽东的影子，大跨步向自由前进，已然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主题。
2015-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