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正式上线，这是国内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信息首次实现互联网查询。
“作为一名活佛，我感到由衷高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孝登寺第七世珠康活佛在发布会上说。
与此“高兴”相呼应的，是来自媒体与民间的喝彩声。有媒体不无调侃地定下了标题：“活佛查询系统上线朝阳的假活佛们昨夜失眠了”，类似的段子，网络世界比比皆是。
段子里的朝阳，指的正是北京市朝阳区。因频繁出现在各种明星或富商供奉“假活佛”的传说里，这个代表着470.8平方公里土地的行政区域名词正在成为中国宗教界一个备受嘲讽的代词。关于它最著名的段子是这样写的：“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万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约90%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回答‘这是密法不可说’，约100%只有在听到‘供养、双修’时会精神振作。”
而在张铁林“坐床”一事引发轩然大波，随即相关部门推出活佛查询系统之后，成吨计的疑问也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朝阳区真的盛产仁波切吗？明星们信仰活佛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真假活佛到底该如何分辨？
佛祖释迦牟尼曾预言末法时代来临的乱象：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当“朝阳仁波切”几乎快要沦为一个贬义词时，《贵圈》“朝阳系列调查”第一弹把目光对准了它。
事实上，活佛入京并非近代社会的产物，自元代以来，北京就是汉藏佛教交流的纽带。公元13世纪，作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就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北京，这被后世看做藏传佛教入京的重要标志。此后，众多高僧从雪域高原纷至沓来，步履不停。至民国时期，北京已然出现了一次自上到下全民学法的热潮。与历史上藏传佛教由西自东的传道路径截然不同，我们现下所说的“朝阳仁波切”却是由南向北、踏海而来。
上世纪70、80年代起，港台经济腾飞，新贵涌现。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备受两地上流社会青睐，富商、明星等身份显要人士纷纷成为信徒。90年代后，两岸三地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港台地区的藏传佛教信徒将此风带入大陆。尤其凭借明星们的影响力，藏传佛教各派越发受人瞩目，大量相关报道登上了娱乐版，这几乎成了很多大陆网友知道并了解藏传佛教的敲门砖。虽然网上流传的“30万”说法太过夸张，但朝阳区作为北京富商、明星的聚集地，与仁波切们确实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住在北京的真活佛们
这是乔美仁波切来到北京的第19个年头。
黄寺的佛学院应该是朝阳仁波切最密集之地
1997年，在藏地学法十余年的他前往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这是22岁的乔美仁波切第一次进京。佛学院位于朝阳区黄寺大街，是国家领导下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每两到三年就会从五大藏区中挑选20余位学员进京学习，其中大部分为活佛，也包括一些地方佛教学会的负责人。“这里大概才是朝阳区活佛最集中的地方”，乔美仁波切看过网络上的段子，对着记者自我调侃起来。
乔美仁波切自嘲也是“朝阳仁波切”的一员
在佛学院学习了四年，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后，乔美仁波切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修。如今，他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居住在北京。到了夏天，则会返回藏区，负责寺院法会、讲经以及由他发起的当地文化保护节的相关事宜。
有乔美仁波切这样经历的并不是凤毛麟角。当下，越来越多的活佛从藏地庙宇中次第走出，来到大陆广大信众面前：传教、写书、接受采访，北京是他们的聚集地，距离带来的神秘感正在被打破。信徒们把他们奉若神明，亲昵称之为“活佛”、“上师”、“仁波切”。
在采访过程中，乔美仁波切反复向我们强调，汉地民众对于“活佛”俩字存在误解：“活佛”一词在藏语语境中并不存在，与之意思相近的是“祖古”，意思是转世修行者。而“仁波切”原义“珍宝”，多用来尊称高僧。一定程度上说，活佛大多可被称之“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转世的活佛。
藏传佛教这一古老教派，在当下的北京城正重新变得炙手可热。而信息和交通的发达，也让现代活佛们走出藏区，融入北京变得更加容易。
秀里郎嘉仁波切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03年，他的一位做生意的台湾弟子请他前来讲法。作为四川色达县昔青大则寺的转世活佛，也是寺院堪布（堪布：藏传佛教称谓，意为佛学教授），他同时还要兼任当地僧侣的教学工作，无法在京常住。此后，北京与四川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他一年间要往返数次，弟子众多。
阿字仁波切则不同，他来到汉地已经有11年。在北京昌平，他建立了自己的道场——北京生根竹林精舍，房子由他的弟子提供。每月固定时间，他会组织弟子进行祈福、放生和义工劳动等。不过，随着影响力日增，邀请他去国内外高校、企业做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日趋增多，精舍的工作大多只能由其他师父代劳。
阿字仁波切举办生根竹林精舍四周年仪式
拍电影、搞电商，活佛们还学会了语音授课
除活佛以外，乔美仁波切在北京的另一重身份是导演，他的电影《照见》已经获邀参加了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并获奖，“喜欢电影的人大部分都在这里，容易找一些平台上的交流。”这是他选择在北京生活的原因。
过去一年，秀里郎嘉仁波切进京的次数减少到两次，上课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他学会了使用网络教学：每周固定登陆语音聊天室授课，每次时长在两小时左右。“有了网络以后，大家坐在自己家里，电脑一打开就可以听到上师的课程。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从修行方面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身为“80后”的加措活佛更是将新媒体视作弘扬佛法的新阵地。目前，他的微博号已经拥有1310万粉丝，发布内容涉及佛法、儿童教育、公益活动等，赵薇、李亚鹏、王菲、谢娜等明星都自动参与转发。2012年，他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每天固定推送一篇文章，阅读量基本都在五万以上。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电商领域，在网店内出售由他开光加持的各类佛具用品，盈利用来资助偏远地区失学儿童。
这是生活在北京的藏传活佛们平静的生活，既出世又入世。
80后的加措活佛在网络上受到极高的拥护
在位于北京二环边上加措活佛的住所内，四处摆放着和明星的合影，王菲、孙楠、谢娜、何炅，阿兰、容中尔甲等人均在列。王菲的虔诚众人皆知，吃素、诵经、遍访大德高僧，还经常跑去西藏叩头；孙俪也是虔诚佛教徒，她称索达吉堪布为师，拍戏时还会带领剧组成员举行放生仪式……微博上，频繁转发佛教内容的明星们更是不胜枚举。
藏传佛教之于明星信徒，还有更多的意义。谢娜与张杰婚礼的主婚人是加措活佛，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不丹大婚也邀请到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为两人证婚，就连派发给宾客的伴手礼也是由法王加持过的亲笔签名相片。据称，刘嘉玲与王菲、钟镇涛、赵文卓等一大批明星好友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一行人曾组团远赴印度为大宝法王贺寿，平日也经常聚在一起探讨佛理。
王菲、梁朝伟、刘嘉玲、谢娜、李连杰等都是圈内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
据某电视台主持人透露，其所认识的明星朋友背后几乎都有仁波切加持的身影。有一次在私人社交场合，某女星犯了烟瘾，但她坚持要请教上师的意见，一通电话打过去得到同意后，才敢从包里拿出烟来。“我觉得仁波切就是她的心理医生。”该主持人表示。
陈坤因学佛做公益，李连杰闭关当修行人
娱评人狠狠红认为，明星这一群体宛如时代的赌徒，其成功的背后往往充斥着极大的运气成分。对星途难以把控，担心登高跌重，种种不安全感，让他们甘心变成信徒。
陈坤就表示演员这个职业压力太大，佛教帮助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为此，他还在2011年开展了心灵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希望因循自己的信仰，将“正面力量”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行走过程中，陈坤每天诵读《金刚经》，每过一个垭口，会停下来挂经幡、诵经，为队员祈福。
佛教让陈坤内心平静
最出名的明星信徒还有李连杰——2004年因在马尔代夫度假遭遇海啸让他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从此更加笃信佛教。他和妻子利智说好，他日“大限临头”，要在他曾捐款的西藏庙宇火葬，并希望其中一名佛教师父能在他的墓碑上题字。据一位藏传佛教弟子透露，李连杰一度前往青海苦修，早已完成了“五加行”和“破瓦法”的修行——前者包括要磕十万个等身长头、诵十万遍经文等五项仪式，极其考验毅力，后者则据称是藏传佛教中一个既可以控制自身意识又能帮助他人超度的法门。该弟子无不敬佩地向记者表示，这意味着李连杰早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信徒，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行人。
私下谈信仰给自己“贴金”，公开场合闭口不谈
当然，动辄谈佛者也并非人人虔诚，怀抱各式目的者大有人在。一位受访者就向记者透露，由于圈内信佛者众多，谈佛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一种社交功能。在一次圈内人出席的饭局中，某位选秀歌手就在席间大谈自己对佛经的理解，“他以类似转世灵童的身份自居，称许多活佛都是因为他的关系而来到北京。”饭桌上有人是台湾高僧圣严法师的弟子，该选秀歌手也大谈自己与法师的交情，称经常与对方在微博上交流学佛的心得，“事实上，法师早在09年就去世了。”该知情人提及此事哭笑不得。
对于一些因信仰而结成的小团体来说，没有“共同语言者”也很难进入。某著名话剧导演从未公开过自己的信仰，但他其实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一次去香港公演期间，该导演就和朋友特意去拜访了正在港传道的某位仁波切，“当天每个人都得到了仁波切的赠言，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知情人表示，这位仁波切德高望重，能有幸得见的都是通过了层层关系，“一般人很难见到”。
与该导演低调处理自己的信仰一样，不少明星都不愿意公开谈论此事，记者的采访邀约，几乎都遭到回绝。其中一位担忧的表示，张铁林此前因追随假活佛一事让大众对明星信教有相当不好的印象，自己也不愿意谈论太多，“怕被大家过度解读”。某一线当红女星的助理也委婉回应称，“我们信奉的是正经的藏传佛教，但尚在入门阶段不方便说太多，怕误导大众乱造口业。”
张铁林“坐床”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
但不管高调还是低调，名人们的追捧都给活佛热营造了生存土壤，而当藏传佛教遭遇大陆富有者冲击时，有些微妙的变化也正在发生。
2015年8月8日，在某公司乔迁新址的仪式上，董事长何巧女当场宣布给自己的上师——阿字仁波切捐助6000万，用于支持后者的公益项目。
慷慨的背后是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供养关系。向寺院和僧人供养与布施（捐赠食物、田地、金钱）确保捐赠者善的“因果报应”，就好比在农耕时节播种，少量的种子种下在秋天赢得丰收——布施者也会获得比原始捐赠更多的回报。
生活全靠弟子供养，明星随手就捐几百万
信徒的供养是僧人们的正当生活来源。在过去，出家人可以接受的布施包括医药、卧具、食物和衣服四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财物也逐渐被默认为供养的方式之一。据记者采访中了解，不少活佛在北京的居所均由弟子提供，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涉外高档小区以及精装别墅。其中一位活佛开着100多万的进口车，也是由信众供养。
明星和富商们更加慷慨。他们出资修寺筑塔，为上师们的慈善事业奔走出力，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最典型的事例是，绝少出现在荧幕前的王菲多次出现在佛教场合，献唱歌曲《心经》。早在2001年，为了支持师父梭巴仁波切建造全球最大弥勒佛造像的计划，她更大方捐出900万港币。2003年，李连杰拜在青海玉树罗贡桑仁波切门下，也捐了1000多万元给当地修建寺庙、食堂和医院。早前也有媒体不具名报道称，某位曾涉足影视圈的投资界大佬，曾一掷500万香火钱供养一位来自青海的活佛，令人瞠目。
王菲参加陕西法门寺晚会,献唱《心经》
而信仰一旦与富裕者和大额金钱挂钩，藏传佛教以及其背后的供养制度就难免陷入争议。在乔美仁波切弟子刘先生看来，佛教并非面向少数富有者，“它和许多非营利机构，比如环保组织，扶贫组织类似，需要社会大众的捐助维持运行。这些机构的运营跟供养体制本身是没有区别的。”另一活佛弟子秦小姐也认为，“就好比你去学校要交学费，上师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传授你知识，用供养回报上师很正常”。他们均表示，真正的修行人不会因供养的多寡对弟子另眼相待，如果上师贪恋财物对弟子区别对待，那多半是遇到了假活佛。
供养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供养累积到一定数额，不少活佛会选择用慈善来回馈社会：普度众生，扶助他人，这和佛法的奥义一脉相通。
乔美仁波切在青海玉树的摩耶寺中开辟了一个佛学院，共收留了二三十余名小僧童在此学习、修行，住宿、取暖、吃穿、教育等一切费用均由他一力承当，弟子供养的汽车也被他卖掉用于佛学院的教学经费。此外，他还肩负起了当地文化和环境环保工作。弟子刘先生拜其门下学佛5年，最感念的便是上师的言传身教：“寺院周围方圆几十里无人抽烟、喝酒、打架，大部分人都吃素，冬天几百个人会一起来闭关修行，这正是乔美仁波切带领大家在环保、社区、修行上做出的成就。”
乔美仁波切在摩耶寺开设佛学院
阿字仁波切成立了生根慈慧公益基金会，在去年尼泊尔地震时，基金会第一时间跨国提供了人力和财物的支援。2013年玉树地震，加措活佛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爱基金，募得1300多万元的钱和物资用于救灾，让不少慈善机构望尘莫及。
当然，打着慈善事业行骗的布施者与受施者不在此列。
真活佛们希望通过慈善事业利益众生，假活佛们有时也会用各种公益头衔包装自己，以此鱼目混珠。
以张铁林皈依的假活佛“白玛奥色法王”为例，在其官方网站上，一度挂有26个头衔，包括“联合国友好使者”和“联合国友好理事会全球事务秘书长”等，这些头衔的谎言事后一一被媒体戳破。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后，他也公开向事故中的遇难者捐款百万港币，不难看出，弟子们平日的供养数额不菲。
夸张、国际化、权威性，构成了不少假活佛的自我包装术，其背后的目的直指信徒的荷包。
“白玛奥色法王”称，自己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人类脑开发与神经资讯学研究，其“开发大脑”的相关课程授课时间2天，复训时间40个课时，售价39800元；他同样致力推广的“全球天泉计划”则声称可以通过“大气甘露转化系统仪”，将水从空气中分离开来。据记者向专业人士请教得知，“大气甘泉转化系统仪”其实就是“空气制水机”，其工作原理类似于除湿器。在某购物网站上，该类产品的价格大都在3000-20000元之间。而经过“白玛奥色法王”的佛教包装后，所谓的“大气甘泉转化系统仪”价值5万港币，是市场均价的数倍有余。
白玛奥色用佛教包装产品，赚取巨额利润
有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位出自四川大邑县“第三世多杰羌佛”——义云高，其包装手段与白玛奥色如出一辙，这位只上过五年小学的寺院临时画工，自称是佛教唯一“始祖”，思想和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并据此骗取了弟子上亿元供养，被公安机关通缉至今。
活佛认证成为了一门生意
还有假活佛将手伸向了活佛认证的源头——这些更隐蔽，也更难被普通民众识破。
目前国内藏传佛教的活佛认证主要来自两个系统。一套是由国家宗教部门主导的。2010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统一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经政府审批的活佛颁发“藏传佛教活佛证”，这被视作真假活佛辨别的最有力证据。
另一套体系则是由藏传佛教的高僧或寺庙主导的认证。寺庙会以某个高僧或活佛的名义,向被认证者,发放一份认证文书。高僧影响力越大，其出具的认证越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
两套体系似乎都有缝可钻。
以前者为例，国家对寺庙的活佛转世认定有名额和数量的限制，依照寺庙大小分配的名额不一。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信息显示，现在登记在录的活佛数量为1700余名。然而在藏地，被民众认可的活佛数量远不止于此。秀里郎嘉仁波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昔青大则寺共有五六个活佛，但拿到活佛证的只有两个。去年他已经去当地相关部门补办证明，但活佛证迟迟没有拿到手。
藏传佛教活佛证是辨别真假活佛的有力证据
2006年，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炜明完成了一项藏区活佛现状的调研。据他描述，即使是经国家批准的转世活佛，也不乏走后门的“关系户”。他曾透露，四川康北地区曾有一县长就与邻县县长争夺其子为某大活佛转世而反目成仇。
在偏远地区，一些小寺庙还将认证活佛当做一项生意来对待。张炜明表示，有汉人僧侣特意跑到藏地相关寺庙认证活佛身份，在捐出10万元钱后，如愿得到一个金刚萨捶转世的认证。而这只是一般活佛名号的价格，等级更高的活佛花费达数十万。
更可笑的是，一些假活佛自己也看不懂藏文，他们得意于拿到了大师们亲笔认证的文书正准备在汉地“大展拳脚”。殊不知刚一行动，就被人揭穿，原来文书上面写的藏文是“我听说，有人说你是某某仁波切转世，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闹出不少笑话。
给张铁林举行“坐床仪式”的“白玛奥色法王”，以“活佛”身份纵横江湖，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导师，上演了一出荒诞闹剧，其情节之恶劣给佛教界带来的影响不易于地震。但也正是因此，更多汉地信众开始反思自己对于“活佛”“仁波切”的盲目追随。
藏传活佛的“炼成”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宗教仪轨，大致步骤如图
真正的活佛至少要修行十几年
与见到活佛就叩拜捐钱的汉民不同，藏民更看重活佛现世的修行。秀里郎嘉仁波切表示，一位活佛在被正式认证后，需要接受比普通僧侣更为严苛的教育，长期不懈地闻思修行，才能成为合格的转世传法者，这几乎要耗费十几或者二十年的时间。
以刘先生多年跟随活佛修行的经历来看，他认为，真正的活佛大多谦虚和有学识，能以身作则教化他人，绝非像白玛奥色一般动辄标榜自己是“唯一的国际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智慧导师”。乔美仁波切也在采访中一再向记者强调，“在别人眼里我是个活佛，但我的眼里我只是老师。”
政府、民间启动双重打假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珠康活佛无不忧虑地称，近年来，一些人在藏区和大陆冒充活佛招摇撞骗，严重败坏藏传佛教和活佛群体的声誉。
溯本清源迫在眉睫。1月18日，按照国家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认定、经政府批准的境内活佛的信息查询系统正式宣布上线。国家宗教局新闻处陈处长告诉记者，该系统是中国佛教协会委托中国西藏网负责设计和开发的，第一批上线公示的活佛共870名，公开的信息包括照片、姓名、法名、法号、出生年月、教派、活佛证号和所在寺庙等。目前，数据库仍在不断更新，今后新批准认定活佛信息也都将及时录入，“实现每一位活佛都在线可查，既能更好地保护藏传佛教界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增进社会各界对藏传佛教和活佛群体的了解”，宗教局的态度十分鲜明。
活佛查询系统可搜索到活佛八项信息
官方在行动，事实上，民间藏传佛教界内部也一直在商讨对策。秀理郎嘉仁波切透露，“我们也希望将各大寺庙里真活佛的信息，包括转世的认定，修行的高低等都公布出来，很可能会以网站的形式。”为此，各大寺庙代表曾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召开了三次大会商讨具体步骤。据了解，这个系统不久后也可能会建立起来，与国家公开查询系统互相参照，一个活佛是真是假，上网一查便知。
在秀理郎嘉仁波切看来，由于藏地民众自小对佛教的耳濡目染，假活佛在藏地并没有市场。到藏地去亲自考察仍是避免被骗最切实有效的手段，“你可以去他的家乡调查，问问牧民和僧人，这个活佛的家乡在哪，是怎么认定的，平时为人如何，他现在是在做什么，不要迷信网上各种被包装的资料。”
总结陈词
有人在谈论藏传佛教热时，将其与“养生党”、“鸡汤党”相提并论，这显然是看轻了信仰的力量。在朝阳区“30万”仁波切中，既有真心为度化而来的修行人，也有为骗取财物而来的假活佛。
功利与浮躁往往就像障眼法，横亘在信徒与真实的藏传佛教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