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中共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干部谈话（图源：VCG）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着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看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于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也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