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燎原烈火；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大胆的信，令自己锒铛入狱。文革改变了这两位女性的命运，她们在40年后反思了这段经历。
聂元梓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
聂元梓曾是一名满怀抱负的大学教授。据说她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的大字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关于暴力清洗和批判的燎原烈火迅速燃遍中国。
年轻时期的聂元梓
王容芬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颇为大胆的信，并因此入狱。她在信中反对毛任由年轻的红卫兵恣意妄为，展开一股自我毁灭的狂潮。
直到今天，那段历史仍被搁置在黑暗的角落里。关于那场浩劫，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或公开纪念。它导致数十万人被害，中国经济遭到摧毁。1966年5月，在灾难性的“文革”开始之初，这两位女性在其中起到突出作用，她们的人生也因此出现悲剧转折。而40年后，她们在反思自己的经历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不管怎么不同，用王的话说，她俩都是“大胆和坦率”的女人。
聂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发表了一篇批评毛的政治对手的文章后，她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控制之下。毛命令电台播送这张大字报，表明他赞成和鼓励对权威人物的攻击。
后来她跃升为红卫兵领袖，但是仅在一年之后，她就为文革的过分感到幻灭，随后被捕入狱17年。
如今，她已85岁，靠朋友救济为生。回首往事，她坚称，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字报会引发如此可怕的后果。“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在走向灾难，”她说。她称自己是一名执行命令的忠诚党员。“一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不再追随他们了。我反对他们，因此遭到惩罚。”
Hans Rudolf Oes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我穿越到了纳粹当权的时代，”王容芬说。
当时20岁的王被选中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次早期群众集会。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正走向疯狂。
她在那里听到的演讲，让她想起了第三帝国的言论。在随后的几周里，多名教师自杀，同学们互相揭发，她自己的母亲被送去劳教。看到这些情况，她感到惊骇。“我感觉自己被送到了纳粹当权的时代，”她说。
王鼓起勇气写了一封改变她自己命运的信——一封写给毛主席的署名信。她在信中问道：“您在干什么？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封信末尾的评价是中共领导人直到现在都避而不谈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她写道，“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这封从未公开的信导致她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2年半之后才平反，也就是1976年毛去世之后，而文革也是在那一年结束。
聂虽然身体虚弱，却依然活跃。前不久，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经历。她跟访客见面时会先递上一张鲜红的名片，上面有她的头像。在她伏案写作的日子里，每隔几分钟，就要用一个小手机接听电话。
当被问及她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什么时，她说：“教训。真的应该促进民主，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对国事和他人工作的观点。即使是不对的观点也应该被允许表达，被允许反驳。就算到今天，也应该允许张贴大字报。”
聂坦然承认，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难，比如北京大学的一些官员，也就是她的大字报攻击的对象。他们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在校园里游行示众。还有些人被定为反动派，遭到红卫兵殴打或折磨。
她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罪魁祸首都是国家体制。她说，“当时我们认为，党是伟大、高贵、正确的，你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指哪儿打哪儿。”
不过，等到乱象出现时，她开始为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在1967年8月的一次党领导会议上，她表示不想再做红卫兵领袖，但是遭到毛的妻子、手握重权的江青的拒绝。几个月后，她参与阻止了北京大学不同派别之间的一场械斗，不久后被捕。
聂被剥夺退休金，直到前不久才恢复，而且她遭到严格监视，不能在中国大陆出书或发表文章。她把全部精力用来对抗官方对文革的沉默。她说，领导层把这段记忆埋藏起来，因为“它担心失去政权”，“他们更希望文革被遗忘”。
聂坚称自己只是小兵，而王与她不同，王很清楚自己的信会产生什么后果。她只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必须表态。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者遭到杀戮之后不到几天，王就离开中国，从此定居德国，当起了小说家和公务员。直到今天，谈起自己的行为给身边的人带来的苦难时，她仍会哭泣。由于她的信，她的家人和整所大学成为清洗和“批斗”的对象。
1968年，如果她认罪可能被释放，但她的回答令抓捕者吃惊。她说，给她写认罪书的纸不够大。他们问她想要哪种纸，她说，“大到够写大字报”，她打算用它给毛写一张大字报，重申对他的批评。她非常平静地讲述这件事，对自己的勇气轻描淡写。
只有在第二次电话采访中被直接问起时，她才谈起自杀的事。1966年，她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门阶上喝了四瓶农药，之后在那里被捕。当时她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可怜的祖国，你变成了什么？”
虽然王和聂在政治棋局中处于对立位置，而且从未谋面，但王表达了对聂的支持。“她是个悲剧人物，被人利用了，”她说，“她红火过一两年，但在之后的十年里处境悲惨。我很高兴她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毛在中国依然受尊敬，官方认为他七分功三分过。“我觉得他是三分功七分过，”王说，“政治清洗把中国带到崩溃的边缘，无数人因此死去——这些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不是错误，是罪行。”
附：聂元梓文革后的半生点滴|纽约时报中文网
刘若
2016年5月19日
Photo by Liu Ruo近日，聂元梓（右）与当年跟随她的北大历史系学生王复兴。
一个臭名昭著、十恶不赦的乱世狂女、北大灾星、阴谋家、野心家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她只能被监督劳改、批斗、关压、放逐。对她的唾弃、漫骂、污辱、是天经地义的。世间的污泥浊水，所有的屎盆、尿盆都可以往她身上泼，头上倒。
聂元梓——1966年文革开始被毛泽东赞誉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轰动一时的第一人。不过1967年就有人提出不把她打倒也要把她搞臭。有时候臭一个人比倒一个人更具杀伤力。
她现年95岁。本人文革初在北大上学时跟不上形势，对她的大字报不理解，特别是她的讲话声音与江青很像，对她没有好感。当年听说她的自行车被盗，还有些幸灾乐祸。历史有时是最好的玩家，恰恰二十年后我与其相遇。她的后半生片断耐人寻味。
六平米小屋
1987年春，原北大同学尹占河和刘蓓蓓夫妇来对我说：“聂元梓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身体又不好，也没地方住，没有工资，看病还得自己花钱，怪可怜的，你看有没有办法帮帮她。”
我心想：人再坏，活还是应该活下去吧。便把我老师在东城区空着的六平米小屋门钥匙交给了他们，也没有多过问。过了没几天，聂元梓拄着双拐，爬四层楼来看我。对于那个小屋挺满意，一再表示感谢。她说目前第一是生存问题。我有些被触动，便让弟弟雅周得空去看看她。
大约三年之后的一天，听到聂元梓提到那个小屋，她说：“文革的事我实在不想讲了。今天就说说我假释以后的事吧。1986年10月我被假释，假释就是让我从监狱里走出，放逐到大地上。没有工资，没有住房，没有医疗单位。你们每个人试试，或设想一下，如果让你们从你住的房子里搬出来，你们怎么过？
当年我65岁，拄着双拐，没有工资就没有饭钱，实在不行我可以要饭。可是没有住处怎么办？总不能住到大街上去吧。
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原北大学生的中学老师刚刚去世，在东单灯草胡同住的6平米小屋空出来了，让我去住。里边有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子。一个人在里边都很难转得开，不过总算有了个窝儿。”
为了生计聂元梓四处奔波。
一家军工厂要军转民，从山里来到北京办公司。1987年秋的一天，雅周带聂元梓和这家工厂谈生意。工厂的人说就是想瞧瞧这老太太，和她谈什么生意呀。谈话中该工厂的人津津乐道地讲到，上海手表厂把收集到过去生产的上海手表集中起来，摆在马路上用轧道机轧得粉碎，以示下定决心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篇章。军工厂的人表示他们也同有此心。
聂元梓听完后马上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轧碎？没有必要么，把手表发到农村去。不要以为农村都富了，偏远地区有许多还很贫困。发给农村小孩子，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让他们去拆装，也是学习么。”
聂元梓的一席话令听者膛目结舌。她走后工厂的人说：“这老佛爷锐气不减当年。”
写回忆录插曲
聂元梓住的离我上班地方不远，有时我去看看她，攀谈起来感觉她不像传说中的洪水猛兽、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些事另有内情。便动意帮她写回忆录，可是当时她为生计，精力放在怎么能挣到钱，没心思写回忆录。在这过程中，没想到我还要为我的付出而付费，还得接济她的生活。经常要给她带些小药、蔬菜、水果、锅、碗、瓢、盆儿，乃至桌椅板凳等。我曾几次想罢了，不过她讲的内容总是让人还想听下回分解。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涂光群、上述北大中文系的刘蓓蓓以及军艺的张老师出面帮助，她才认真起来。
大约1992年回忆录讲完北大社教运动，接着就是文革了。那天她刚从外边回来，坐定后我开起了录音机，可是她半天不说话，莫名其妙。后来总算开了口：“我想辗转去美国。我在国内臭名昭著，没人愿意也不敢理我。写了回忆录也没人看。到美国谁也不认识我，听不到骂声，活自己。”
“你又不会英语，到美国怎么活呀？”我问。
“我可以当保姆。你不是吃过我做的饭吗？在美国只要有人聘我当保姆，我就有吃有住，就可以安稳地活下去。静下心来，可以写东西，揭示文革的本质以及教训。我出去绝对不会做有伤国家的事情，我不是政治避难，只是为了全心全意地研究文革。”
对她这突如其来的念头，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没想到她又说：“文革中，1967年夏末我就想从深圳游海去香港。”
“这是真的吗？”
“当年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走了之。我得把孩子也带走。我问他能游多远？他只能游一千米，那怎么行！再想办法吧，这样就拖下来了。”
“为什么？你当年怎么想的？”
“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就干了一件事：牵头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声誉、高帽；同时也使我后半生招来了无穷尽的挫折与磨难。”
“人们只知道你得到的荣耀，你的酸楚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我很感慨地说。
“是的。毛主席刚一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心里是高兴的。的确有被释放、很欣慰、喜出望外的感觉，说老实话没有多久就感觉到味道不全对。我心中无数，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没想到运动越搞越大，越搞越乱，越来越难以理解。这哪里是文化革命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当时的政府就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威，以及以他夫人为核心的小组……
当年各派组织的头头都是年青学生，许多内情他们不了解，我不能和他们讲，在很小的范围讲了，当天孙蓬一（聂元梓的副手）就给捅出去了，遭到中央文革的报复，陈伯达六五讲话，就是反聂动员令。
1967年七八月份，我竭尽全力稳定北大的局面，促两派联合，复课闹革命，没有成功。我就有了退下来的想法。在校文革常委会上，我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建议解散校文革。后来，我把对运动不可理解以及想退出来不干了的想法和多年好友杨惠文（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的夫人）说了。她说：‘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出面了。’
我猫到哪儿去呢？……中华大地，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
返校感慨，回望人生路
1999年的一天，原中国青年报编辑、作家陈徒手开车载着聂元梓去北大。先到了男生宿舍38楼，聂一进楼就拐到东边，指着一间说：“我当年就在这里被监管。”她还敲了敲门。随后就去厕所，进到里边东瞧西看。我拉她出来说：“这是男生厕所！”她依然故我，转了好一阵子才出来。之后又去另外一个厕所，在里边对着站在外边的我们说：“这都是我打扫过的，那时候我弄得可干净了。现在你们看这儿，那儿，太脏了！”不拉她走，她就要动手帮着收拾了。
出来以后，她还在感慨之中。她说：“1969年6月我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九大”，是从江西鲤鱼洲干校押送回北京的，是被批判的对象。会后回校就被关在这栋楼，房子内的窗户钉上木板，糊上纸，无一丝阳光透进。当年我负责打扫这栋楼里的好几个厕所，我可以称得上是打扫厕所的专家了。”
接着我们去当年她的住地。怕被人看见，她躲得远远的让我去敲门。她的老邻居看到她，跑过来，一把拉住她拽进院子。两个老邻居聊了好一阵子，拉着的手始终没有分开。从房间出来，聂往自己的故居望去，院子长满高高的草。
最后我们去了东操场。这里是文革风云起点，1966年7月25日、26日中央文革反工作组，斗张承先在这里，1978年聂元梓也是在这里被批斗后，押解入狱。今天她在操场上辗转徘徊，临走还不时地回头张望。
1999年还有一天，马列主义理论家、史学家郑仲兵老师来，他一开始就说想让聂元梓写忏悔录。啊？聂的回忆录费尽周折刚刚完成初稿，我正是觉得社会对她太不公正，误解太深；想让她把真相说出来，摘掉扣在她头上乌七八糟的帽子才帮她写回忆录的。郑老师却要她写什么忏悔录！
研究文革的人很多，像郑老师那样全家遭受迫害，深知上下内情，有丰富理论知识储备，又不间断地倾听、调查、研究、思考，着实难得。郑仲兵是大历史观，文革既然已经发生，不管它对与错，好与坏，其内容广泛、时间长久、形式奇特、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而且可以说是绝后的。文革中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者。
文革为什么会发动，为什么发动得起来？为什么搞成这个模样？难道不值得总结、思考、研究吗？特别是亲身参与者更应该回顾、反思、忏悔这个国家、民族为什么这样走过？不能只归结为四人或五人就一推了之，即便你当年是受害者。一味地喊冤叫屈，自己一贯正确，哪怕是真实的，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是没有意义的。
Photo by Liu Ruo几年前，聂元梓伏案翻阅材料。
我和聂元梓重新开始思考并着手写续集。对于郑老师提出的如下两个问题讨论了许久。
1、对立双方尊奉的是同样的主义，朝拜的是同一座神像，使用的是同一套语言，为什么在具体问题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2、基本的道德底线，人性基础怎样崩溃的？
对文革反思
2000年冬，在写回忆录收尾时，聂元梓谈到生死：
“从15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我出生入死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过自杀的念头只有一次。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想吊死在庐山，以自杀表示我的抗议！最后我没有那么做。俗话说的好，忍字头上一把刀，为人不忍祸自招。
我的后半生怎么活过来的难以言说。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校后，对我的批判无所不用其极。谢静宜在大小会批我，侮辱人，损人，斥责我，恶毒地辱骂我，她的嘴跟刀子一样狠狠地伤人。杀人不见血，此之谓也！
从那以后只要有风吹草动我就在劫难逃，我的罪名像走马灯一样转。”
回忆录大体写完后，她长出一口气说，“写回忆从始至终我坚持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说真话。”
她说：“最初我有气，对专案组、对北大、对墙倒众人推，以及一些极不负责的传谣的人心存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不断地倾听、学习、思考、反刍过程中，对同样的事件、人物、我逐渐较宽容、客观了。对于那些强烈反对过我，以及我反对过的人也试图换位思考，重新认识。
不断地反思，使我认识到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不能脱离我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处的时段。历史的教训广义地说，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有责任，无论你是迫害人者还是被迫害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责任真诚地总结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写回忆录一个非常的意义是为那些在文革中受我牵连，而遭遇不幸的人们还其清白，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极其复杂，其形势也变化莫测。许多人站队站在支持我的一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早已是上边的眼中钉。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中许多人受到株连，被打成‘三种人’、‘反革命’、‘5.16’等等。
似乎我的问题不说清楚，他们的包袱也难以卸掉。我有责任把我经历的政治事件如实地写出来，还历史本来面目。使无辜受害者得以解脱。我要向那些因为我的错误而遭受不幸的人们表示深深的道歉。”
片刻之后她接着说：
“对于那些批斗过我、看管过我、整过我的人，包括用匕首刺伤我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人，我一个也不记恨，连他们的名字，我都不愿意去记住。我恨他们干什么？他们是上当受骗才整我的，他们不明真相，以为我是一个大坏蛋，所以才会对我特别恨。
当然，具体到个人，有的人对我比较温和，有的人对我特别严厉，我都不往心里去，这是当时的大形势。我自己也曾经上过当受过骗。只是我觉悟得稍微早一点儿，清醒得稍微快一点儿，我怎么会责怪像我一样虔诚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以为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革命江山永不变色而同‘敌人’做殊死斗争的年轻人呢？他们当年不过20多岁，他们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现在也一定会有所思考。
此外，我向那些对于我这个在井底石下挣扎的人，依然信任，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多年来聂元梓接受过无数次采访，她在讲述过程中不断地反思文革。在她90岁生日前与我聊起往事，口气恰似看破红尘：
“关于我为什么牵头写那张大字报，你知道吗？其实这不重要，关键是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高抬这张大字报，以及为什么出现毛肯定了这张大字报以后的多米诺效应。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运动。领导层从上到下内心都是反对的。周恩来竭尽全力应对，林彪开始还真的把毛给唬住了。只有最基层，特别是在读的学生热烈拥护，而且也就是开头的一两年。
文化大革命首先毛泽东要负责。他感受到了党的领导层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作风、脱离群众、压制群众等方面的问题。当然他也有担心大权旁落的考虑。不过，这场运动总书记，以及全体党中央委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人帮’利用党的错误搅混水，同时也利用毛年高、不接地气而谎报民情，以实现从中夺权的野心。”
聂元梓在讲述过程中对文革的评论与她的个人遭遇不无关系。她在不断地申诉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一天她对我说：
“关于林彪，最近我有新的考虑。从他后来对毛以及外逃的表现，我想他可能一开始就反感毛发动的文革，他对毛的吹捧并不由衷，对我肯定是很反感。何止是林彪，当年的工作组成员以及许许多多文革中遭遇不幸的人，从上到下都恨我。他们不敢也意识不到，或者是形不成去恨毛。在他们心里文革似乎是我发起的。嗐，第一把火可以说是毛从我挑起的。不过他们反对我与‘四人帮’以及追随者反我完全是两码事儿。
文革所以发生不奇怪，问题是这场浩劫持续了十年之久！没有监管的体制，这就难免出现党、政、军等政府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脱离群众、搞特权等腐败现象，也难以避免决策失误。
没有民主，下情难以上达，上达了也不见得能够解决。司法不独立，以人代法；‘罪犯’无说话的权利，舆论一律；没有人权概念。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对这些都应该认真反思。”
回忆录反馈几则
1998年冬飘着小雪，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老先生拄着拐去看望聂元梓。同年季羡林出版《牛棚杂忆》，该书受到中央首长，著名学者，社会精英地热捧。全书多处痛斥聂老佛爷。这位聂爷见任老来了，便把对牛书的意见一股脑向任老倾诉。任老心平气和地鼓励她顽强地活下去，抓紧时间写东西，因为感觉到聂当时的处境，写书困难重重，便对她说：“你写东西时不用润色，别想太多，先写出事实来就好，得抓紧时间了。”
在以后十几年里，任老经常关心聂老，多方面资助，每到新年还给她寄贺片，关心她的身体健康，鼓励她写东西。任老的鼓励增强了聂写回忆录的决心。《聂元梓回忆录》刚刚出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聂就送给任老一本，任老看完以后，让她一定要送国家图书馆，并强调尽快送去，至少一本。
有时我会把聂元梓讲的内容转述给别人，一次与北大哲学系教授陈葆华老师聊起聂讲的一段往事，陈老师非常惊讶。她说：“原来是这样啊！当年她怎么没有跟我们说呀？我们还一直以为她与上边有私下联系对我们保密，万万没想到她有那么大的冤屈。”
直到《聂元梓回忆录》出版，她们才见到面，两人哭得泣不成声。因为买不到聂的书，陈老师自己花钱复印了许多本送人。
聂元梓总想去见见文革中站在对立面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孔繁。回忆录出版后，两人见面相互道歉，感人至深。孔繁一再对我说，他与聂在哲学系一直配合默契，相处很好。临别时，孔繁给聂资金，劝她多多保重身体。当年聂送孔繁的贺卡提字：“孔繁不凡之人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朋友问她：“抗日战争纪念章没发给你？还是对你抗日不认可呀。”
中共某年决定向参加过抗日战争者发纪念章，就连国民党人士也发了，但是没有发给聂元梓。她肯定是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所以她曾经努力去争取，未果。但90岁以后她想开了。
她淡淡一笑地回了一句：“人民认可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