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请李志绥为她治疗牙病，实际上是把李志绥当做政治斗争的一枚棋子而已。在那时江青与林彪的关系以及出现了裂痕，汪东兴是倾向林彪一派的，而李志绥却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一场斗争之中。
1957年访苏期间，毛泽东与保健医生李志绥等在一起（图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我和毛的关系也开始疏远。毛认为我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不够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第一次具体表现对我的疏远。毛那天要去武汉，他没有要我去——这是我做他医生以来第一次不让我随行。林彪建议毛带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和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同行。
我觉得危险步步逼近，汪东兴也有同感。汪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江青在搞鬼。林彪不清楚状况，不会出这种主意。一定是江青跟林建议的。汪怕江是想趁毛不在时候整我。虽然汪管辖下的六个工厂很平静，但文革的暴行仍在各地蔓延，武门逐步升级。武汉的造反派和支持陈再道的一派群众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亲自南巡，南下武汉。
北京也处在混乱边缘。毛一走，就是江青在主事。汪怕我会被江的人绑架。他叫我不要回针织总厂。江可以派人在那捉我。汪说：“你就住在一组你的办公室。如果有事，你立刻就来武汉”。在中南海里我万一出了事，还有法子和武汉连络。我搬回中南海，却亲眼目睹了汪的恐惧成真。江青的文革小组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杨德中也在场。我向杨说：“怎么突然斗起来了？”杨说：“昨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今天要斗争。我连夜打电话给汪（东兴）主任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汪其实进退两难。他不能跟毛直接报告中南海的暴乱，这样就无异于与势力庞大的文革小组为敌。那时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批评造反派。何况，汪与毛的关系因刘少奇的问题长期紧张。一九六三年，汪曾陪刘和王光美访问印尼。此事虽经毛正式同意过，汪回来也向毛如实报告，但毛总疑心汪和刘关系“密切”。汪自然也不想和毛要打倒的人站在一边。我心中暗自揣度，怎么会毛刚离开北京，就围困中南海，就开斗争会，毛是不是都事先知道？
七月二十一日，汪东兴打电话给我说，空军司令部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西郊机场等我，要我立刻去上海。
几小时内，我就到一上海，住进毛和其随从人员住的西郊宾馆。毛的警卫密密实实，这是多处来未有的现象。一中队来了有一百多人，还加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人。秘书、通讯员人数也大增。西郊宾馆上上下下，满满都是人。
毛有点支气管炎，阴部生了疱疹。毛的“女友”太多，我和他最近不经常在一起，所以无法追踪出传染者是谁。我用中药替他治疗疱疹，注射头孢菌素治疗支气管炎。我跟毛说明疱疹曾经由性行为传染，但毛不听。他觉得没那严重。
毛问我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我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的沉默也显示他对北京的事不满意。
入夜，毛又叫我将发以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文革小组做事不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背对背斗，即收集刘的各种人证、物证，以据之判定刘是“反革命”。
我跟毛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他要再回武汉。毛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军区闹了“七·二〇事件”。周恩来急忙派飞机来，仓皇送毛到上海。
在此之前，武汉两派人员武斗十分激烈。当时造反派大肆攻击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毛去武汉前，文革小组派了极左分子王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去缓和对立的群众，逐步联合。但王力却转而支持造反派，将对方称为反革命派。支持陈再道的群众大怒，把王力捉了起来。当日周恩来随即到武汉，并劝说释放王力。一些支持陈再道的群众游到毛住的梅园小岛上，想跟毛陈情，被武装保卫毛的战士们把这些人全面关起来。毛知道后，叫把人放了。造反派就这些群众想谋害主席，但毛相信这些群众真心崇拜他，陈再道也对他忠贞不二。毛的意思是见见两派，调停联合。周恩来很紧张，这些群众都有武器，为了毛的安全，周匆忙将毛送去了上海。
经周协调后，王力被释放。王力和陈再道后来双双去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由上海动身，乘飞机又到武汉。毛在飞机上说：“我看武汉这两派，没有哪个是反革命。上次让王力一挑，两派打起来了。我就不信真有反革命派。看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是好人。
毛为了显示不会有谁谋害他，他是公众衷心拥戴的领袖，从飞机场乘了敞篷吉普车穿行市区，然后到了武昌东湖梅园招待所。我坐在后座，车子四周有上百名便衣武装警卫。两派的群众夹道欢迎，热烈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按毛的说法是“接见了两派群众”。
毛不在北京时，北京完全在文革小组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外交部长陈毅元师。陈毅与其他军事领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碰头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不让军队涉入文革，并谴责红卫兵造成“红色恐怖”。八月，王力和关锋在汪青的支持下，组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占领陈毅的外交部夺权，并将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成灰烬（1）。
毛八月回到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后逮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极左派，属不争事实，但他们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组的真正权力握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三人手中。毛显然对江青有所不满。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
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一九六八年春天江青将魔爪伸向我时，毛一开始是袖手旁观。
问题出在娴身上。康生的反革命分子黑名单把娴也列了进去。大家都知道娴的背景，因此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底下做过事，有英、美特务的嫌疑。她的家里人在台湾，看起来有国民党的特务嫌疑。在文革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也要审查我。江青说，李志绥也有政治历史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也要审查。我的案子便交到汪东兴手中。
汪东兴回答康和江说，这两个人的政治历史都由警卫局审查过，可以再审查。汪跟我说：“江青这是有意在搞鬼。这事由我来办理，你们都不要急。”但我知道江青不会轻易放过我。
七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党日，江青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散场以后，江青对汪东兴说，牙痛几天了，要找医生看看。汪找我。我说不好办，这是牙科，我治不了，何况江青正在找我的麻烦。再来，我怀疑这是江青设下的圈套。江青闹牙痛也是种政治阴谋。
汪自然也想将江青斗垮，但他目前还不敢轻举妄动。汪说：“给她找个牙科医生看看。你给他组织一下，这样会把关系缓和下来，不是更好吗？”我同意了。我请了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的洪主任和朱副主任，一同往进钓鱼台。
我们住进去后，一连等了六天，江才让他们检查牙齿。他们认为左下第三个牙齿已极为松动，不能保留，应该拔掉。江同意拔除。洪提出，最好先注射一天抗生素，第二天再拔掉。
下午由新来的护士给江做了皮肤敏感试验，没有反应，便给江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将近半小时，江忽然说全身发痒，立刻叫起来说，这药有毒。护士是新来的，年纪很轻，听得全身颤抖，哭起来。我给江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徵象。
我取一粒镇静药给江吃。江拒绝了，吩咐秘书给汪东兴打电话。
不久汪由中南海赶来。江见到汪的第一句话是：“李志绥用毒药害我。”汪随即叫我到大厅去等。
过了一会，汪来到大厅，问我详细情况。我讲了以后，汪认为可能是过敏反应。我不以为如此，因为皮肤、血压、脉博、心脏都是正常的。我说：“我要立刻到主席那里说清情况。”
汪说：“不行。江青要我打电话报告主席，你抢先去讲了，江青会闹得更厉害。不如就在这里，等主席来了以后再说。”汪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毛一向是先入为主，汪不让我先去见毛是错的。
汪说完，就打电话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在江的住所内的大厅等毛来。江青的警卫和工作人员都被江青歇斯底里的行为吓坏了，对我是避之唯恐不及。过了一个小时，毛还是没有来。我真是如坐针毡，心情如同犯人等待处决一般。
这时毛从大厅外走了进来，吴旭君扶头着他。我迎上去打招呼，毛瞪了我一眼，昂头走过去，进了江的卧室。
汪来到大厅。我问他是怎么样向毛报告的。汪说：“我就说江青打了针，有反应，请主席来。”
我一听，非常生气。我说：“我同你讲了，身体检查都正常。你为什么不报告呢？这明明是江借机会要整垮我。”
我与汪正在交谈的时候，毛走了出来，仍然瞪了我一眼，走出大门，回中南海去了。
汪对我说：“你回针织总厂，不要到厂子外面去。厂里警卫团的人多。你只要在厂里，江青就不可能派中央文革的人绑架你。”
我赶回家里，娴还没有回来。我给她留了一个条子，只说最近有事，短时间不能回家，然后到了针织总厂。
我在厂里躲了两星期，实在是闷得发慌，又提心吊胆。最后我跑去找汪东兴。以下的情况就是汪告诉我的。
我离开钓鱼台去针织厂后，江青先将她的秘书、警卫、护士、厨师召集起来，让他们“揭发”我下毒的罪行。每个人都签了字。
当夜林彪和叶群来看她。她向这二个人说，李志绥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然后将没有用完的药交给叶群，让叶拿去化验，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毒药，要写个化验证明送来。
叶群回到毛家湾住地，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江青的口气要出一个化验是毒药的证明。汪说，还是找化验部门认真化验，是什么就是什么，这药是从警卫团管辖的药房中取出来的。我们有规定，医生不亲手取、送或使用药品，医生只管开处方。药如果有问题，那是我们药房的责任。
叶将药拿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化验，正式报告为：经过化验，送的药品与标签上药名相符，未验出任何有毒成份。
叶拿着余下的药和这份报告，到了钓鱼台，送到了江青的手上。江青看了报告，勃然大怒，将药和报告扔在地上说，军事医学科学院里有坏人。叶说，这是林彪当面交给院长去办的，他们不敢不认真办。于是不欢而散。叶将化验报告和药送到汪东兴处备查。
此时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汪东兴是倾林派的。我只是他们政治争斗中，身不由已的棋子而已。
江青的牙病还没有治完，由林彪和周恩来推荐了吴和卞二位医生。江青将经过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写证明，李志绥使用了有害药物。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找汪东兴问怎么办。汪说只能照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胡邹。结果，江对这二位大为不满，赶他们走了。
江又找了周恩来，拿出秘书和警卫们写的“揭发材料”，要周立刻签字逮捕我。周说，李志绥是毛的医生，如果逮捕他，不先请示毛不行。江让周去请示。
周回来以后，给汪打了电话，商量怎么办。汪坚决主张周去见毛，问毛的意见。并且说，药是从警卫团药房拿的，因此汪要避嫌，不能为这事同毛谈。
周当天夜里去见了毛，将江青要逮捕我的意见告诉了毛，然后表示，李志绥已经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大家对他很了解，工作中会有缺点，可是不会害人。毛同意周的意见，并且表示：“李志绥一天到晚在我这里，为什么不害我，要害江青呢？害我不是更方便吗？上次江青为了安眠药中有假的，就说医生、护士害她，我说我的也有假的，这办法好，可以吃安眠药。”
汪对我说：“这个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可是江青不会死心，你还是不要回家。江青这个人还会下毒手，找人绑架你。好在有卫生员小李同你在一起，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我又到了针织总厂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江青和文革小组权倾一时，无法无天，连毛都约束不了她。毛对江青的所做所为并不是样样清楚。她可以叫别人绑架我，然后辩说不知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注释
（1）许多西方人认为“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从来不曾存在过。李医生不认识兵团的人，但听过对它的诸多指控。不管怎样，陈毅被打倒，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确化为灰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