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从左至右）在北京中南海（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这篇文章记叙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其中的是是非非早有定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一点其实正是张闻天在四十年前明确指出过的。张闻天的远见卓识和磊落襟怀，至今仍光彩照人，令后人仰慕。
1959年6月30日离京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乘坐同一节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7月1日下午到达武汉，改乘“江新”号轮顺流东下，从九江转往庐山。
7月2日抵达庐山，住东谷河东路177号。
7月2日—8月16日在庐山参加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8月1日）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16日）。
7月2日—16日被编入华北组，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会议初期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左”的错误的议题，曾在小组会发言说：大跃进也给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会议初期，还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一书。其间曾结合“大跃进”实际，向身边秘书发表过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容破坏等见解。还说，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头脑，不过不说罢了。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
7月3日将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5日批：“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
7月10日在华北组小组会上作国际形势系统发言。
7月10日前后让秘书起草致毛泽东的信，并拟出提纲，交代要写的内容，大体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要求写得具体一些，以便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信稿写成后因认为太空洞而未发出。
7月12日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与彭德怀在饭前饭后还有过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是做个大报告，实际等于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送出。此前张闻天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有听完便走了。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林彪、彭真、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提出会议小组进行调整，将地区打乱，重新编组。在此前后，一面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还对王任重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现在不表示态度。一面于17日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称现在是反冒进，自己是反冒进的头子。会议中则围绕对彭信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反响与紧张气氛。相当一部分人同意彭信的观点，肯定彭的精神，不少人对彭信提出质疑。少数人认为信是“针对主席”的，信中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说的“路线错误”，也就是要“更换领导”。
7月17日—8月1日被编入第二组，通称华东组，参加小组会议。组长柯庆施。
7月18日前后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住处小坐，同时相遇的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均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应该是在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7月中、下旬，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一起（有时同其中的几位）还有若干次接触或共同散步。
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除认为会议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及党内应该造成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的相同看法外，还表示不同意小组会中那种认为造成“大跃进”缺点的原因只是缺乏经验，根本不说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一类发言。还明确主张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周小舟对最后一点表示不同意。
7月下旬某日约戎子和来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四十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四十亿元，而在于九千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来电话告张，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表示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7月21日下午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讲了三个小时，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对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指出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就成了主观主义，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的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除华东组的记录外，张闻天还让自己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
同日发言结束后对秘书表示，希望这次发言能够导致会议讨论些问题。晚饭后见到彭德怀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将张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同日庐山会议简报（二十）刊出张闻天7月21日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7月24日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的华东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没有经验，从旁边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这篇发言以《在庐山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四）。
7月24日或25日遇到彭德怀。交谈中说，不能讨论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7月24日前后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记录全文，要求核对。张闻天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发言记录印发出来只能成为恶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见面。又求见刘少奇，当面向刘表示希望不要印发记录。刘少奇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最终还是在27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74”印发。
7月26日在小组会发言说：参加庐山会议前，对成绩没有怀疑，但认为问题和缺点也不少，希望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弄清楚。参加会议后，对有些同志怕讲缺点，心中有些不满，觉得既然要总结经验，那就要讲缺点。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不是那么深刻。当时以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在上次发言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都讲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强调缺点和反面的经验？“实际上”确是“立场问题动摇问题”。
同日毛泽东写《对于一封信①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同时，各分组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随即骤然升级。
7月31日、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美庐”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怀“谈话”。张闻天未被允许参加，但毛泽东的谈话中说：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有错误。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说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还指责张闻天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印发②。信中指责张闻天陷入所谓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讥讽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认定张闻天是“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对此张闻天自我解嘲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③倒还差不多。”又反问：“怎么说‘尽是假的’？”
同日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无法下笔，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交出书面检讨。同时给毛泽东写信，除违心地表示接受批评外，也表达了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期待“满天云雾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
8月3日—10日参加华东组和第二联组（约于7月7日编成）的会议，接受批判斗争和追问，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进而推翻毛主席，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又说：“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
8月9日在小组会上受到猛烈斗争和追查。会后心情沉重，驱车前往牯岭镇外山中，眺望远方良久，回头对身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
8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大会上讲话，认定彭德怀是经验主义，张闻天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精神准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