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叶剑英联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欲让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与华国锋有着多年交往的张根生记述华的回忆，虽缺乏细节，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
1980年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图源：VCG）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想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问中国大陆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
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时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因此两人接触比较多。
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
近几年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以下是张根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