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原题为：““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
凌子原名叶向真，叶剑英的二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6年毕业。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
家里的叶帅
在叶剑英的几个孩子中，只有1941年出生的二女儿凌子自小跟随在父亲身边。
笔者第一次见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当年的叶帅府，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小楼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甫时，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子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宁静而幽雅。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子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凌子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婴儿潮”时期。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然而，怀揣“向真”梦想的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文革”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位布道者。
凌子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子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子，凌子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剑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叶帅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叶剑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叶剑英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凌子经常会想起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由于担心白天飞机空袭，都是集中时间晚上行军，5岁的小向真也跟着部队撤退。一天，大卡车坏了，叶剑英背着女儿徒步行军，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
“文革”中“绑架”彭真，与周总理“谈判”
“文革”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住军队，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叶向真回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确认是叶向真。
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就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称为“二月逆流”。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重要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