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被批斗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归分工军委系统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一天，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是老战友黄克诚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挨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黄克诚在1994年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回忆到他和彭德怀一起被大会批斗的情况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为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就在这样的时刻，老战友黄克诚仍然关心着他。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过年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然而，彭德怀在1928年平江起义后给党中央写的报告中，明明写着“入党三阅月”。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中到1959年，彭德怀5次被派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重点审1955年和1959年的问题。
1955年“问题”的起因是，原驻苏大使在“文革”被揪斗和监禁中写了一个“关于彭德怀1955年在苏联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的材料。这个材料是怎样“制造”出来或逼出来的无人关心，却令专案组大为兴奋，立即上报中央。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赫鲁晓夫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大使刘晓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第一你背着中央，第二不让翻译参加，第三代表团成员没有参加，根据这三条是不是里通外国?”
1月10日到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再三说，约见赫鲁晓夫他是被动的，没有谈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回国向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过。
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日、16日连审4次。彭德怀疲劳、气愤，神志昏迷，行动趔趄，最后，按审讯人的要求承认，谈话没请示中央，没有代表团员参加，应向毛主席请罪。
17日审讯两次，审讯人进一步要彭德怀承认和赫鲁晓夫谈了1954年的高岗问题。彭德怀反复声明没有，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
多次逼供，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审讯者一齐站起来骂：“你简直无耻之极!”“混蛋透顶!”……
谁无耻，谁混蛋透顶，历史自将作出结论。
彭德怀提到审讯的目的。审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专案组的笔记本记载：“首先要他(指彭德怀)承认同赫鲁晓夫说了高岗历史上的任职和成绩，然后要彭承认同赫谈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宣扬高岗，说明高岗是党中央逼死的’”，“如果说是为了给赫解释，要打态度”。“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彭认为高岗没有勇气，不应暴露过早，连累自己。手段不高明。应当沿着继续(按：原文如此)开展斗争，弄清问题。”
按照这一目的，从19日起，专案组开始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连续从晚上19时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时。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承认和赫谈了高岗问题。
专案组用这个手段依次而进，进一步逼彭德怀交代在高岗问题上对赫鲁晓夫谈了什么。据专案组笔记，21日“夜战彭德怀”，专案组4人要彭德怀承认在赫鲁晓夫面前“主动谈高岗问题”，“为高岗树碑立传”，“为高岗翻案”，“勾结赫鲁晓夫反对我党中央”。22日晚，连续8小时的审讯，要彭德怀承认1955年见赫是彭主动的，不让翻译、武官参加是彭授意的，彭主动向赫谈高岗问题。审讯时制造极度紧张的局面，审讯后逼令即刻写交代，使本来就极度气愤、疲劳的彭德怀不能休息。
从1月13日至23日，13天审讯17次，每次审讯都是彭德怀先据理驳斥，最后在精神恍惚下签字承认。专案组每天向上报告“战绩”。17日，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1955年的问题要抓紧，一定要攻下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
26日，从下午1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个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俯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1月30日是过年，“过年前要定案”的计划完不成。29日，吴法宪指示专案组：“过年后再来个高潮，搞几个月不要被犯人同化了。专案就是把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对于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是重大贡献。”
过年后的“高潮”，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14时30分到6日凌晨1时，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但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痛斥怒驳，对操生杀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你再审，我也是顽固!”“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人员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然而，他认为专案组代表党。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地回答专案组的讯问，反复地说明情况。在每次车轮战的最后，他认罪、签字，在精神恢复后又否认、说明——用专案的语言来说，就是：翻案。
过年以后，专案组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后，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应当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3月4日开始，审讯彭德怀所谓“取而代之”的问题。
一个留苏学生揭发，1956年她在苏联学习时，听到一个苏联学生说，赫鲁晓夫曾当着他叔父的面派人去见彭德怀。转告彭两句话：“他可以取而代之，我支持他。”
对这份材料，连专案组自己也对其可靠性发生怀疑，但仍据此制定出了一个逼供的计划。据专案组笔记本记载：
“研究审讯彭取而代之问题计划：(1)八国之行，摸底探风，进行舆论准备;(2)庐山会议直接反党，先礼后兵，逼毛主席检讨;(3)发动总攻击，取而代之。”
“尽力逼其交代出来。指导思想、步骤：连续作战，强攻打硬仗，围绕取而代之问题，穷追猛打”。
计划付诸实施了。七八个人轮番审讯，把彭德怀摧残到极点。哨兵记载，一次彭德怀从审讯室回到囚室“吃饭不知吃”，“砰的一声碗掉在地上。‘我赔，我赔!’”他突然想到这碗是公家的，“从衣袋里拿出5角钱交给哨兵”。
专案组正突击审讯时，发生了“三·二四”事件。直接负责专案组工作的大组副组长杨成武被“打倒”了，专案组整顿思想。4月5日，检查出“右倾动摇思想”16条。下据专案人员笔记的记载，录出数条：“我们的材料不是那么多，不是把他(彭)的锐气打下去了，而是挫伤了我们的锐气。”
“外调没有好线索可查，查来查去查不出所以然来，弄出些右倾情绪。”
“4个问题现在一个也没搞完，搞他的集团问题，搞下来好说，搞不下来怎么办?”
“是搞赫给他讲了这句话就算达到目的呢，还是继续搞事实呢?”
“应再搞事实，搞什么样事实?”
“彭德怀的问题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心中没数，现在走到哪里算哪里。”风波亭、莫须有，可见一斑。
所谓4个问题，是指要通过审讯逼彭德怀承认并按既定内容交代的“彭、高反党集团”、“里通外国”、“反党小集团”、“取而代之”的4个问题。审讯4个多月没有达到目的。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接着，黄永胜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的审讯再次加码。专案组的笔记记下了每一次审讯的情况，哨兵则被告知要记录下彭德怀被审讯后回囚室的表现。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主审人鼓动其部下的士气说：“顽抗是敌人的本性，是必然的”，“不交代不能收兵”。最后，审讯笔记记着：“我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
彭德怀在半昏迷状态下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专案组经10个月的审讯，用“莫须有”、“逼供信”的手段，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什坊院监禁点是以一座木质结构的小楼为主的小院，楼前一些低矮的平房住犯人。小楼做了办公室，正好居高临下进行监视。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