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电再临：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研究第一人。1935至1937年他游历欧洲，在备受歧视的情况下，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手抄了数百万字的珍贵资料带回国内。1966年6月，66岁的他被造反派剃成光头，在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几天后，发病死，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他是向达。（夏鼐与向达（右）在敦煌）
*章诒和：想起老故事：1949年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要在北京饭店接见聂绀弩和楼适夷。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适夷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掀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周扬？他来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说罢，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
*王朔观察：【鲁迅和胡适的区别】鲁迅只找人性的毛病，从不找制度的毛病。胡适只找制度的毛病，从不找人性的毛病。这就是区别。换哪国是丛法社会，人性也会被带坏的；换哪国是平等社会，人性也会带好的，这个胡适比鲁迅明白，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制度的问题，鲁迅偏要找人性的问题，这就是鲁迅的问题。
*吴铭：六十多年前，一位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编辑李离给友人看过这封信，后转请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来源：《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宋石男：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再谈老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