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捐献的视如生命的《平复帖》（网络图片）
说到“民国四公子”，其背景身世都不同凡响。袁克文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子，张学良的父亲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溥侗的父亲载治是清朝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而本篇主人公张伯驹（1897-1982）则是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的养子。这四人中，袁克文1931年就病逝，张学良于2001年在美国去世，溥侗则逝于1952年，皆没有遭到中共的迫害，唯独张伯驹，不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还被批斗，晚景更是凄凉。
因感冒而死
1982年2月，张伯驹得了感冒，妻子潘素把他送进了北大医院，住在八人一间的病房里。潘素向院方请求换到单人病房或者双人病房。院方却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
两天以后，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死了。而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请求换病房，回答还是张伯驹不够级别。再过两天，又死了一个病友。张伯驹的感冒也转成了肺炎，最后于26日去世，终年84岁。
在其住院期间，有打抱不平者在北大医院门口高声叫骂，说张伯驹捐献的东西可以买好几所你们这样的医院。最后领导批示同意换医院，但为时已晚。
为什么说张伯驹捐献的东西可以买好几所医院呢？这还得从其家世说起。
京城玩主张伯驹
据大陆出版的《京城玩主张伯驹》一书，张伯驹的生父为张锦芳，幼年过继给伯父、民国初期的河南都督张镇芳。张镇芳后进入军界，其后又进入金融界，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可这个张伯驹既不乐意从政，也不愿意经商，只喜欢吃喝玩乐，因此被人称为“京城玩主”，名列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不过，与众多纨绔子弟不同，只喜欢吃喝玩乐的张伯驹把自己玩成了词人、书法家、收藏家、古董鉴赏家、戏曲家和美食家。他还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和华北法学院国文系教授等。
作为京城著名票友，张伯驹曾拜京剧大师余叔岩为师，整整学习了十年。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时，出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余叔岩、杨小楼、程长庚等大牌名角为他配戏，北京城为之轰动。
说到诗词，张伯驹一生填词数千首，出版有《从碧词》、《张伯驹词集》等。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将其与南唐末世皇帝、也是词人的李后主相提并论，可见其造诣之深。
再看书法，张伯驹通过临摹书圣王羲之的《十七帖》、钟太傅的《贺克捷表》，并反复揣摩蔡襄的《自书诗册》，创造了自己似蔡非蔡的独特字体。该字体不愠不火、不激不励，落笔时露锋、收笔时藏锋，启承转合无一败笔。
而说到收藏，可以说，张伯驹最为人称道的是其藏品质量。无疑，他对珍稀字画、书籍、陶瓷、木器都有极高的鉴赏力，收藏重精而不重数量。其藏品中的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中国画。当年，张伯驹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为慈禧太后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的住宅）卖给辅仁大学得200两黄金，又加上变卖夫人潘素的首饰凑足220两黄金而将《游春图》买回。
然而，与其他古董收藏家不同，张伯驹收藏古董的目地不是为了升值尔大捞一笔，而是为了保护国宝。比如在他花四万元买回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后，就有古董商白坚甫代一个外国人找上门来，愿以二十万收购。张伯驹予以拒绝，因为他不想让国宝流落他乡。
1935年，张伯驹兼任其父创办的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因此每周去一次上海。1941年，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莱害怕少东家查出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劣行，便勾结日伪政权特务将其绑架，索要200根金条，否则撕票。有人传话给潘素，让其卖掉《平复帖》救人。潘素断然拒绝，说：“伯驹把《平复帖》看得比生命还要紧。卖掉它，伯驹回来我没法交代。”最终，张家请周佛海出面，以2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
1946年初，在中国东北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这应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随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所有溥仪“赏”溥杰内者，不论真赝，统一由故宫作价收回；二是经过鉴定确为精品者，亦作价收回。在发现的1198件书画中，张伯驹认为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只是口头允诺，并未着手进行，遂使许多名画珍品落于商贾之手。
为了收回国宝，张伯驹自己出资收购，如前边说的《游春图》。后来，他又变卖家产，将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卷》收购过来。其万贯家财也基本耗尽，家庭经济状况入不敷出。
国宝捐赠给中共
1947年张伯驹加入了亲中共的民主同盟，并响应中共号召，参与组织北大学生反国民党的活动。1949年，中共攫取政权后，张伯驹得到了许多头衔：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等。张伯驹彻底被中共统战。
1952年，中共为了帮助侵略者朝鲜，进行全民动员，大搞捐献，张伯驹就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献给了中共。
1953年传统新年时，为了感谢毛泽东派人送来的糕点、白酒等礼品，张伯驹又将自己珍藏的价值连城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回赠给毛，毛转给故宫。
1955年底，中共发行公债，开展购买爱国公债的全民动员，张伯驹再次将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子昂的《草章千子文》等无偿的捐献给中共。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换来的只是一张褒奖状。
在捐赠出价值连城的国宝之际，张伯驹还根据康生“尊重遗产”的指示，推出了《甯武关》、《祥梅寺》等传统京剧。在其心目中，中共是一个“干部朗如日月、清如明镜”的政党，因此他很乐意为其工作。
此外，张伯驹还积极响应中共的关于旧知识分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号召，反复告诫自己要改造思想，去掉公子习气。
被打成右派
然而，谨小慎微的张伯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个他“用心”为之奉献的中共，在1957年将其打成了右派。在莫名其妙地当上右派分子后，他更加谨言慎行，连自己为什么被定为右派都没有打听过。
1960年，陈毅通过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把张伯驹调到吉林省博物馆任第一副馆长（无馆长）。张伯驹以“待罪之身”开始在吉林省工作。
为了增加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张伯驹再次无偿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明代董其昌的字对、唐人楷书册、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等。
张伯驹的慷慨让他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文革并不如烟
安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文革风暴又至。文革伊始，张伯驹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的章诒和的《张伯驹的文革“交代”》和第9期张一虹撰写的《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对张伯驹的遭遇有着进一步的描述。
《交代》一文透露，张伯驹给自己罗列了三十八个“问题”，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不过，张伯驹依然保留着文人的风骨，只说自己的问题，不涉及他人。
而《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则描述了张被批斗的惨况。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的大会，作者也在现场。大会上，当提到某个当权派或某个人名字时，这些人都会被揪出来跪在金树然旁边。张伯驹也被点名。
不过，作者注意到，在点名张伯驹的发言者还未演讲完，会场里还没来得及响起“把他揪出来”的喊声时，在离其不远的看台上的最后一排，就站起位穿着白衬衣的长者，然后便匆匆挤出身子，顺着看台的过道，一路小跑着奔了下去。作者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跪在那儿始终是低着头，从未侧脸旁视过一眼。
令人没想到的是，与会者全部发言后，有人勒令那几十个“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著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于是整个体育馆又是一阵骚动、惊呼……伴着这支由金树然领衔向前爬行的队伍，是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口号声。渐渐地，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向前蠕动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后了。当他们爬行了一圈之后，示众者中年龄最大的张伯驹，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后面，以至于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两只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终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就在全场“观众”目光集中在张伯驹身上后，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之后，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这样的情景估计触动了现场每个人性尚存的人的内心。因此虽然示众“表演”在继续著，但原先那呼喊的口号声，却渐渐地低沉，又逐渐地稀稀落落，直到后来，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终于，又示众了一圈之后，这漫长的爬行总算是停止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张伯驹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是作者第一次见到的张伯驹。第二次见到张伯钧是在第二年。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将长春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作者被临时抽调到吉林省博物馆去参与筹备《四个反革命组织展览》。有一天，当她因事到博物馆的主楼时，突然发现该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女解说员××，正在向张伯驹训话。只见他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显得还算整洁；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将头偏向一侧；眼皮下垂著，似乎是在认真聆听，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作者发现有一丝鼻液从他的一个鼻孔里流了出来，是越流越长。而他却像是根本就未发觉似的，始终就没去理会它……
在造反派头头将要结束训话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将一面小铜锣和一个敲锣的锤子递了过去：“去！到人民广场转一圈再回来。边走边敲，嘴里也别闲着。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作者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后来，在陈毅被打成“走资派”后，张伯驹写了一首《金缕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吕后。这首词在造反派抄家时被发现，张伯驹遂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抓进监狱。由于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在关押八个月后，张伯驹夫妇被发配到舒兰县农村去劳动改造。大卡车把他们夫妻扔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一溜烟地开跑了。他们去找生产队长上户口。没想到队长不同意在当地无亲无故的这对老人落户。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伯驹夫妇牙一咬、心一横，自作主张地返回了北京。就这样，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的张伯驹，在中共领导下的社会变成了北京的黑户，在没有粮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证的状况下艰难度日。
1972年1月，陈毅去世时，张伯驹送了一副挽联，被毛看到了。毛又想起了这个公子哥。于是，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户口也很快解决了。
结语
文革结束后，张伯驹夫妇再次被奉为“上宾”，社会活动大增。然而，对于反右和文革时的遭遇，张伯驹却没有认清中共的嘴脸，反而不计前嫌，说：“想想陈帅，人家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可惜，这个让其“宽宏大量”的党，最终还是要了他的命：住院因为级别不够而错过了救治时机。不知在临死的那一刻，张伯驹是否明白，究竟是谁害了自己？
